能够尽本分者，本具的爱心与智慧都能激发出来。《论语》有言：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能够学习他人的贤德，尽力孝养父母，对工作也能尽忠，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虽说他没有读过书，我也要说他是有学问的。这就是孔老夫子及其弟子对当时后世的教导：读书志在圣贤，学习端在觉悟，破迷开悟，无过於恪尽本分。一切从真实心中作，觉悟从本分当中求。能正五伦者，必能开启本具智慧。小者可以立身，大者可以化民。
　

　　对朱熹夫子的《揭示》，净空老教授特别予以宣讲，题为《中国人的远祖（四千五百年前）是怎样教导他的后裔》。老教授教导说：“父子、君臣（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夫妇、长幼（即兄弟）、朋友，这些人与人的关系是天然的，不是人制定出来的。所以，五伦不是人发明的，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道；顺乎道，不违背它，就是德。所以，父子相亲爱是德。圣人教导，就是教人明了这个大道，一生当中永恒遵守而不违越，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大学问！佛法里面所说的真实智慧，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这是自自然然的般若智慧，不是妄想、分别、执著。”
　

　　朱熹夫子之后约五百年，满清兴起。满族本以狩猎为生，祖为金人，曾是宋朝大敌。满清因尊重文教、力行五教，而得以入主中原。此后，五教又成为满族统治阶层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尊范仲淹之后代范文程为师，先生病，皇帝亲尝汤药。师徒如父子之孝、敬，在异族君臣之间再现。正因如此，中国人对满族统治者不仅完全接受，更是常怀敬佩。
　

　　顺治皇帝承师之教，写下《资政要览》，开篇便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继之以“体仁”、“弘义”、“敦礼”三篇。诚如皇帝自序所言：“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於德而成於学。……凡古人嘉言善行，载於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於今者也。”由此奠定了康干盛世的基础。满人本是汉之宿敌，又是边境外族，中国人接受其统治，与其说是宽宏大量，不如说是尊崇道义，道统一脉相承之必然结果。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国史中胡汉的区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诚哉此言！
　

　　四千年来的道统，一脉相承，显示出我国历代古圣先贤，皆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终极真理，万古长青。传灯继绝，唯赖无我。此为古今通论。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在晚年特别谈到，要通过宗教爱的教育，来对治西方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放下自我为中心，对个人而言如同舍命，但是成功达至自我牺牲，他会发现这实际是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将个人的生命奉献给绝对实相，即万法之后的精神存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至此，东西方殊途同归，西方所言之博爱、平等，与孔孟之成仁、取义异曲同工。从上古时代开始，中国人通过完善、美好人生中各个层面的关系，在敦伦尽分之中，消弭了那个怀著贪、瞋、痴、慢、疑的“小我”。
　

　　随著佛法东传，佛陀教育丰富、提升了中国人的教学，令其更加深刻，更加彰显万法一体於“真实之际”。由此，更多的人开启其本具之“真实智慧”而获得“真实之利”。从此，中国传承圣贤道统、转凡成圣、转迷为悟者，既有书院，更有寺院。

　　在传统中国，有母亲的胎教、大家庭充满爱心和智慧的家教，配合私塾书院的学校教育，更有祠堂、寺院、城隍庙所提供的伦理、道德、因果以及转凡成圣的社会教育。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数千年来的文化传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其来有自。

　　凭藉著圣贤教育之成功实践，中国成为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心目中的理想国。他说：“世间皆以惩罚犯罪而立法，唯中国以道德立宪。中国的统治精英，同时也是哲学家，这就将柏拉图以明哲之王治理的理想国变成了现实。（《哲学辞典．中国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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