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考察事情的发展是通过“因―缘―果”的方式来进行研究。腐败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领导的私欲膨胀和腐朽观念的存在。那么缘呢？缘就是条件。腐败的条件就是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有因、有缘，才有腐败结果的产生。这是中国古人分析事物产生、发展和结果的方法。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私欲膨胀和腐朽的观念是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因，而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只是它产生的条件。

　　所以，要根除腐败，就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去除私欲，消除腐朽观念。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腐败现象似乎没有中国严重，所以只要把西方的某些制度搬过来，腐败现象不就得以解决了吗？其实，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法制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西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它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等道德理念的教育是靠教会来完成的。

　　所以西方社会的治理靠的是两手：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而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某些制度搬过来，腐败问题就会得以解决，结果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什么叫“异体移植”呢？就是这个制度在西方可以适用得很好，但是一挪到中国，它就变得水土不服。比如我们将西方的民主选举运用到我们的村干部选举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徇私舞弊的现象。当然这一方面和法制的不健全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公民的道德素质不够也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谁给村民的钱多，村民就去选谁；谁投其所好，他高兴、喜欢谁，他就去投谁的票。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公民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不够，他们参加选举，选出来的人就不是合适的人。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国出现了“能人现象”。什么是“能人”呢？就是这个单位眼看就要倒闭了，换了一个一把手，结果就扭亏为盈了，就带着这个单位走上和谐发展的道路。人们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把他称为“能人”。其实，当我们反观这一现象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因为他所采取的制度不是想方设法地损公肥私，把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他想到的是员工的利益、单位的长远发展，这样的人才可能扭亏为盈。

　　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至今也不会觉得落后，这句话就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领导者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能够奉公守法，不以权谋私，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都不会对企业、单位、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而如果领导者是以权谋私的人，无论是怎样的制度，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去钻法律的空子。

　　很多人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学习管理，但是我们看一看安然公司破产的案例。安然公司在二○○○年的时候在“世界五百强”企业排名中是第七位，它的年营业额高达一千亿美元。这样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企业，为什么说破产就破产了呢？西方国家都是聘请CEO来管理企业，CEO又称“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很有能力，仅仅给工资他是不来服务的，还要让他占有公司的股份。企业经营效益很好的时候，公司的股票就不断地增长，CEO的收益就会不断地提升。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制度：CEO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连系在一起，那么他就会尽心尽力地为企业付出。但是市场有起有伏，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他很努力，有的时候企业营业额也不会总是增长。营业额没有增长的时候，股票就不能增长了，CEO的收益就会受到影响。个人利益受到影响了，怎么办呢？企业没有创收，他就制造收益，于是他就联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来制造假帐。为什么这个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心甘情愿地为他制造假帐呢？因为安然公司是以每周一百万美元的代价
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它制造假帐。在巨大的诱惑之下，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就答应了。由于制造假帐，安然公司的营业额攀升了，股票不断地上涨。二十九个高管成员都知道这是制造假帐的结果，当股票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一起把他们所拥有的一百七十三万股的股票全都抛售出去。因为股票的抛售，他们赚了十一亿美元。这十一亿美元二十九个人分，每个人赚得的当然是很多。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暴露了，首席执行官被判入狱，要服有期徒刑一百六十五年。另一位董事会的高级成员用他所赚得的钱买了辆高级的豪华轿车，结果在高级轿车里开枪自杀了。
　

　　安然公司的破产被称为美国经济界的“九一一”事件。这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制造假帐的数额最为巨大，而是在此之后，美国开始对各大跨国公司制造假帐的情形进行调查。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吓了一大跳，各大跨国企业几乎都有制造巨额假帐的经历。比如说，世通集团在一年零一个季度里伪造了三十八亿美元的盈余，而另一家著名的国际公司在五年里伪造了六十亿美元的盈余。这些公司制造的假帐，在二○○一年给美国政府造成了两千亿美元的损失。所以为什么金融危机会在美国爆发呢？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的原因就是人的贪欲、人的不诚信。所以它的解决也不是靠一两个制度可以挽回的。

　　安然公司破产以后，美国的商学院的管理理念就开始有了变化。他们以前所奉行的理念叫做“TQM”，即“全面质量管理”，认为企业只要把产品的质量关把好，就可以在企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安然公司的破产让他们认识到，企业的高管有一两个人道德败坏，就可以使“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毁于一旦。所以他们的理念从“TQM”变成了“TEM”，也就是从“全面质量管理”变成了“全面的伦理道德的管理”。这一个转变可以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写了两本书，《追寻美德》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麦因泰尔和罗尔斯齐名，他是以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而闻名的学者。在《追寻美德》一书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法律、规则是谁来制定的呢？是人来制定的。那么这个法律、规则在推行的时候，是谁来推行的呢？也是人来推行的。所以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去设计正义的规则和制度，而是要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把培养人的美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他的这两本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样的观点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的著作中就有反映了。《孙卿子》（即《荀子》）中就有这样的话：“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认为，法不能够独立存在，有了正人君子、圣贤人，它才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圣贤君子，没有正义美德的人，它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傅子》上用
一句话就把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说明白了。他说，明智的君主一定会顺着好的制度，才会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的结果。但是，“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行，必须要有好的人来推行这个制度。

　　上述论述没有否认制度的重要作用，但不认为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夏、商、周三代的时候，都曾经出现过天下大治的局面。周朝“成康之治”的时候，监狱四十年没有犯人，天下确实达到了大治。虽然这些治国的方法都记载在典籍中，但他们的后代子孙没有按照这些制度去治理天下，这是夏、商、周败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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