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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下)》上有这样一句话:“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夏朝、殷商和周朝历经了数十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哪里呢?“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共享幸福。“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秦始皇这个人,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得出结论:“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那些能够和天下共享安乐的人,人们也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忧虑;那些与天下人共享幸福的人,人们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拯救他的危难。这就给我们指出了,君主、领导者对于百姓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看了这段话,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古人的治国经验,对现代社会能有什么帮助呢?实际上,这一理念,我们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也依然能够起到作用。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因为老板拿不出工资,西方的员工都是受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人权观念的影响,他们就罢工、去示威游行,而此时韩国的员工不仅没有上街去示威游行,反而把自己平时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交给了他们的老板。他们说:“老板啊,这几十年来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能养家糊口,得益于您对我们的关爱。现在企业遇到了金融危机,遇到了困难,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这些钱您先拿去用,等以后您有钱了,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之后再说。”
我们想一想,为什么韩国的员工能够做出这样感人的举动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韩国人提起孔老夫子,提起儒家思想,非常地尊敬,非常地感佩!对比而言,尽管我们的先祖从小就沐浴在儒家文化、伦理道德的熏陶之中,从小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仁义礼智信,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打倒孔家店”、“批林
批孔批周公”,最后的结果,是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孔老夫子时很不恭敬。有一位知名的学者,还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应邀到韩国去访问、做演讲,在他演讲的过程中,无意中使用了一个很不恭敬孔老夫子的称谓,结果韩国的这些听众都无一例外地起身表示抗议,甚至退席不听了。
这一现状让我想起了古人的话:“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诚敬心,也就无法从中获得利益。佛教名宿莲池大师年轻的时候很好学,他知道辨融禅师非常地有学问、有道德。于是,他三步一叩首,非常虔诚地到辨融禅师那里去请教。见了面之后,他说:“禅师,怎么样才能够有成就,能够学佛很深入?”辨融禅师说:“年轻人,一定要把名闻利养放下,这些东西害死人。”周围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莲池大师走了这么远的路,这么虔诚,三步一叩首地来向辨融禅师请教,辨融禅师就给他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这句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奥妙之处,所以都不以为然,当耳旁风过去了。但是,正因为莲池大师心地很恭敬、虔诚,这一句话对他就像当头棒喝,他深深地把这一句话铭记在心中,最后他的成就恰是得自于这一句话。也就是说,莲池大师没有被名闻利养所迷惑,遇到这些东西现前的时候,能够提起警觉。所以确实是“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没有诚敬,也获得不了利益。韩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以恭敬心将儒家文化运用到企业管理中,运用到伦理道德的教育中,所以他们的企业出现了那样感人的一幕。而莲池大师以恭敬心听了辨融禅师的话,则成为了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八代祖师。
在《春秋左氏传》上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兴盛的原因,在于把百姓视作自己的伤口,对他们倍加关心、倍加体恤,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国家灭亡的原因,则在于“以百姓为土芥”,将百姓看得如同泥土和小草一样的微贱,可以随意地去践踏,这是国家招致灾祸的原因。
我们看了这一句话,不要觉得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要做大一个企业,要领导一个单位,怎样才能使这个企业、这个单位兴盛呢?《孟子》上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国家,要以百姓作为最重要的,社稷是其次的,最轻的、最后的才是自己。领导者把这句话落实在企业管理中,应该怎么做呢?当企业有了收益、利润之后,首先用来回馈员工。因为什么呢?因为“民为贵”。然后再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社稷次之”。最后才到领导者自己的享受,因为“君为轻”。
我们想一想,领导者把这样的一种态度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员工还能够对他不忠诚吗?领导者若能够视民如伤、爱民如子,下属百姓就会和你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稻盛和夫之所以能够拯救日航,能够创立两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就是因为他把这种儒家式的管理运用到了企业经营之中。
《六韬》上也有一句话:“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治理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如兄长友爱自己的弟弟一样。我们知道父母怎样慈爱自己的儿女呢?假如家里的东西不够了,父母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这个东西留给儿女吃。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百姓就是这样的心态。
“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见到百姓饥寒交迫,他就会为他们感觉到哀伤;看到百姓很劳苦、很奔波,他会为他们感觉到悲忧。以这样一种态度治理国家,百姓对领导者自然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发自内心地爱戴、尊敬他们。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成为“经营之神”,也正是因为他把这种态度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有一次,松下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有事没有来上班,正好在这个时候企业着火了,烧了大片的厂房,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并没有立刻去兴师问罪、追究责任,而是马上调查原因: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上班呢?经过调查才发现,因为这个员工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已经住进了医院,他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不得已才没有来上班,恰恰不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火灾。松下幸之助了解到这个原因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马上就去买了礼物,亲自来到医院探望员工的母亲,并且安慰员工说:“你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已经住进了医院,但是这件事我却没有关心到。现在,你就全心全力地把你的母亲照顾好,这件事等你母亲出院之后再说,你不用担心。”结果,员工的母亲很快康复,他又回到了企业。松下幸之助并没有给他严重的责罚,而是给他调离了一个工作,仍然是委以重任。因为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个员工平时做事尽心尽力,很负责任,很认真,这一次他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因为对自己恩德最重的人得了病、住进了医院。松下幸之助知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所以他只是给那个员工调换了工作,仍然是加以重用,并没有处以太多的责罚。
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这位员工,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老板能够以这样一颗关爱的心、信任的心、理解的心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将以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回馈领导的信任呢?一定是更加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让领导者放心。看了松下幸之助的例子,我们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遇到事情,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是着急,就是发火,不问事情的原因,脾气就上来了。松下幸之助很理智,遇到问题首先去查明原因,然后才给以妥善的处理,这个态度就使属下对他非常地尊敬。
《孟子》上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自己的手足一样地加以关爱,被领导者对于领导者的回馈,则是把领导者当成自己的心腹一样地加以关爱。相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领导者把被领导者雇佣来了,认为我已经给你出了钱,你给我出力就好了。那么被领导者是怎么回馈他们的领导的呢?他下了班之后在超市碰到了领导者,一低头装没看见就走过去了,把他看成是一般的国人、一般的陌生人,没有太多的亲密。更有甚者,“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领导者把被领导者雇佣来了,连他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保证,对他的健康也不照顾,把他的生命视为泥土和草芥一样的微贱、不值钱,结果怎么样呢?属下、员工说起领导者、说起老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态度:“我们那个老板,简直就是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所以,员工之所以对老板有这样的抵触情绪,有这种矛盾,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领导者没有起到君、亲、师的作用。
在古人看来,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第一,他要当下属的领导。第二,还要当下属的亲人,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地关爱属下。“君仁臣忠”的理念是“中国式管理”的最重要的特点。松下幸之助与稻盛和夫其实都是把这种“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从而被誉为“经营之神”。第三,还要当下属的老师。如果你仅仅领导了他,关爱了他,而不去教导他,他不明白做人的本分、人生的价值何在,仍然会做一些假帐来蒙骗你。怎么办呢?你还要教导他做人的本分,让他明白人生的价值所在。所以现在讲“扶贫”,其实最重要的是精神的扶贫。人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金钱、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匮乏。当然,要教导属下,最重要的就是正己化人,要把自己做好了,才能够感化下属,才能够起到为人师范的作用。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同时担负起君、亲、师的职责。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不忍欺”的管理境界。如果你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你在与不在,员工的表现都是一样的,绝对不会阳奉阴违。
这就是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第一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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