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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天下为公,衰世天下为私

刘余莉教授主讲 

  
  在《淮南子》上有这样一句话:“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意思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基业,遵守着明堂的政教制度,能够明察前代兴亡的轨迹,能够看得清成败的变化,不符合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行,从来不随便出口说话,行为举止不随意作为,能够“择善而从”。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可以作为后世的师表。


  那么,为什么在成康之后,想使国家兴盛发达的人很多,但是国家却兴盛不了呢?《汉书》用一句话给我们指出了原因:“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自从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几乎也有上千年了。想使国家大治的人很多,但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够复兴。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君主都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而依任自
己的私心来行事,结果奢侈盛行,仁义也被废弃了。这告诉我们,领导者是由于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放纵自己的私欲,导致了太平不能够复兴。


  在《商君子》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意思是,乱世的君臣都是洋洋自得地想着要怎么样专有一国的利益,想方设法地去选择哪一个官位更重要,哪一个官位更方便谋取私利,这是国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古人的话很简洁,一句话就把国家之所以兴盛、危亡的原因指出来了。


  《孔子家语》上也有一个典故。鲁哀公来向孔子请教说:“大礼何如?”“大礼”是怎么样的呢?“子之言礼,何其尊也?”为什么您一谈到礼,就这样地尊崇它呢?孔老夫子就说了:“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孔子讲:“我听说,人们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如果没有礼,就没有办法来辨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远近亲疏的交往。”“是故君子此为之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玑,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礼也如此。”因此,古代治国理政的人对礼特别地加以尊重,并以他们自己所能够做到的来教导百姓。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所住的房屋很简陋,他们的服饰也非常的简朴。车子上没有特别的雕饰,所使用的器具也不是精雕细刻的。饮食不讲究美味,他的心里也没有特别的贪求,和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就是这样来行礼的。
 

  哀公听了之后,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那为什么今天的国君不能够这样去做呢?为什么不能够去行礼了呢?孔老夫子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孔子回答说:“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众,以伐有道。”今天的君主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并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理。”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不是依据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来诛杀百姓。“夫昔之用民也由前,今之用民也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从前的君王治理和役用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去做,而今天的君主、官吏役用和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一种做法去做,这就是今天的君主、今天的官吏不能够修明礼教的原因了。


  为什么政教不修,礼仪不能够复兴?就是因为当君王的、为官的不能够率先垂范,他们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了,把升官作为发财求利的手段,没有想到做领导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天下谋福利。所以,古之盛世君王,他能够崇尚道义,崇尚道德仁义礼,以天下为公,而衰世之主违背道义,以天下为私,无非是升官发财、以权谋私。


  我们从以上的对比,对官德修养与国家盛衰之间的密切连系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学习历史,总结出这些历史的经验,可以以古鉴今,能够为我们现代的领导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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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摘自 群书治要十讲 刘余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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