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根除腐败，必须要根除人们的自私自利观念和产生腐败的这些腐朽的观念。那么我们看，这一个观点适合于中国，是不是对西方就不适合了呢？西方的民主法制观念及政治思想维护的是程序的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诚实守信、正义的品德是由宗教的教育培养起来的。所以，西方社会得以稳定的两个因素，一是民主法制的制度建设，一是宗教教育。然而，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西方宗教教育的传统。我们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法制搬过来，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事实并非如此。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一规律不仅在中国古代适用，在中国的现代也适用。不仅在中国适用，在西方也同样地适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能人现象”。什么是“能人现象”呢？比如说，这个企业眼看着要倒闭了，换了一个总经理、董事长，企业就扭亏为盈。人们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所以把这样的人称为“能人”。其实，我们现在反观这一现象的时候，会发现“能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去以权谋私，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中饱私囊。所以，“德”是“能”的前提，才可能出现“能人现象”，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认识的。

　　现代西方有一位美德伦理学家叫麦因泰尔，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另一本书叫《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麦因泰尔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是以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来批判西方社会过度地重视正义的程序、规则的设计，而忽视了个体的美德培养的倾向。在《追寻美德》这本书中他这样说道：“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的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还写道：“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发挥作用。”这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重视程序的正义、公平正义这些规则的设计者给予了批判，让他们重新反思，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这些规则也不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类似的观点早在几千年前的《荀子》上就有（在《群书治要》中，《荀子》被称为《孙卿子》）。在《荀子》这本书中这样写道：“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意思是说，礼法制度、规则等等不能够独立地存在，有了有美德的人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失去了君子、圣贤人，这些礼法制度就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在夏朝的时候，夏禹的礼法制度并没有消失，但是夏禹的子孙并没有世世代代地按着这个礼法制度去做，没有成为像禹那样有德行的人，夏桀王就因荒淫奢侈、不务正业，最后夏朝也灭亡了。荀子接着说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礼法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君子、圣贤人才是法律的根源。这些礼法制度、规则都是君子、圣贤制定出来的，君子、圣贤在实施法律的时候能够公平合理，这些礼法制度才能够得以应用。“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所以，有了君子、圣贤人，法律虽然很简单，也足以使国家得到普遍的治理，人们可以普遍地得到恩惠。如果没有了君子、圣贤人，纵然法律的制度设计得很完美，也会导致国家混乱。

　　在《列子》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庄王向詹何请教怎样治国，詹何说：“为什么你知道怎样修身，却不知道如何治国呢？”楚庄王很诚恳地说：“我得以事奉宗庙、祭祀宗庙（这是委婉的说法，意思是得以成为君主），我希望得到好的治国之法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安定，把这个国家守护好。”詹何说：“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君主修身很好，国家却混乱的，也没有听说过君主修身不好，而这个国家能够安定的。所以根本的根本在于自身的修养，我不敢用治国这些枝节小事来回答您。”意思是说，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自己得是一个有德行的君主，否则的话就不要去谈治国了。楚庄王听了他的回答，就说“善”，你回答得很好。这是告诉我们，有了圣贤、君子、有德行的人，法制即使不是很完善，也不会导致混乱的产生。

　　所以《荀子》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明智的君主急于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昏暗的君主急于得到势力。急于得到人才的人，他自身很安逸，国家能够得到治理，他的功绩伟大，声名也可以传播，有美誉。就像我们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他们都是以得人为最重要的事，所以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垂拱而治。急于得到权势的人，他自身很劳苦，国家也治理不好、很混乱，他的名声也被辱没了。

　　这段话实际上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麦因泰尔的见地。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并不是不重视制度的建设，而是认为，即使有了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有道德的君子、圣贤，也不能够把这个制度实施好。所以，在《傅子》上又有这样一句话：“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

　　明智的君主一定会顺着好的法制然后才能够得到大治，使国家安定，所以好的法制确实很重要。但是并不是说，你有了好的法律制度就一定能够自行地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人把法制实施好。

　　这就告诉我们，仅仅重视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仅仅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搬过来，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人是一个好的人，社会才得以安定。所以中国古人的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好人、如何把好人选拔到好的领导位置上来设计的，所以被称为“圣贤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有一位法官叫勒纳德•汉德，他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覆地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没有了公平正义的道德，那法官也会因为你给我贿赂我就偏向于你，你是权贵我就给你减轻一点刑罚。后果则是，即使这个法制很完善，那么法制的完善、程序的公平也只能成为人们明目张胆地腐败、受贿的保护伞。
　

　　现在我们都知道，国家越来越重视程序的公平，但是在下面的一些官员却说，这些改革并没有让人们更加的廉洁，反而让人们在一个貌似公平的程序之下干着更加腐败的事情。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制度问题解决了，也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只重视政治制度的改革，忽视了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还容易导致以下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无法防患于未然。

　　中国古人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义道德的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但是法律的制裁是等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才给以事后的补救和惩罚，结果已经无可挽回。

　　《鹖冠子》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魏文侯向扁鹊请教：“听说你们兄弟三人都是医生，那么你们三个人哪一个人医术最高明呢？”扁鹊回答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病情隐伏未发的时候就可以给以对治，他的名声不出于这个病人之家。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是在病情刚刚有了一点微小症状的时候就给以对治，他的名声不出于这个病人的邻里。至于我，是在这个人的病势已经很重的时候，我把他的肌肤割开，给他吃上一些有副作用的药，做了很多大手术，最后把病人从死亡在线救了回来。大家听了之后就非常地赞叹，说我可以起死复生、妙手回春，所以我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诸侯国。”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了解到，为什么现在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为什么现在西方管理方式的影响超过了中国的管理方式？中医上有一句话说：“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医生都是防患于未然，按着自然节律、饮食起居教给人养生之道。

　　古人说，不仅一年有四季，一天也有四季。一天的春季是从早晨三点钟开始的，三点钟是立春，春天主生发。意思是说，三点钟春天已经来了，我们就可以起床读书、活动了。五点钟是一天的惊蛰。惊蛰是小动物经过冬眠要恢复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起身锻炼一下身体，比如说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这些古老的养生方式都是内壮法，它强壮的是内在的五脏六腑，而不仅仅是外在的骨骼肌肉。经过锻炼之后，一身血脉畅通，整天精神都很好。六点钟是一天的春分，春天的一半就要过去了，所以最迟也不能超过六点钟起床。否则，你没有赶上春天的生发季节，春天生得不好，夏天长得就不会很茂盛。

　　古人的这种养生方式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保持着。特别是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的皇太子，早晨三四点钟太监就在门外叫他了，说“鸡鸣即起，勤政爱民”，三四点钟就要起床，锻炼身体、读书了。自从民国以后，我们为了向西方学习，和国际接轨，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上学、上班、起床的时间越来越靠后了。你说让一个人早晨三点钟起来读书，他觉得是天方夜谭。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积非成是”，
把错误的积累多了，人们认为错误的是正常的，反而把正常的认为是不正常的了。

　　上午的三点钟到九点钟是春天，九点钟到下午的三点钟是夏天，夏天主生长。下午的三点钟到晚上九点钟是秋天，秋天主收，有收获和收藏的意思，这个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否则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最好的休息时间就是晚上的九点钟到早晨的三点钟。特别是十一点到一点，是一天的子时、一天的寒冬，这个时候你还不睡觉，还很精神，就等于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出现在寒冬腊月。

　　所以，扁鹊的大哥可能经常给人家讲这些养生之道，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人一生基本上不得病。

　　在我们的《礼记•月令》（月令就是指每一个月当行之令）中就记载着吃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农作物最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其中告诉我们，要吃当地的、当季的，甚至都是方圆三十里之内的蔬菜、水果、农作物，这才最有利于我们的健康。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而我们现在不学习传统文化，不明了这些养生的道理，花着很昂贵的代价去吃进口的水果、进口的食物，反而对于我们的健康没有利处，因为那个东西是养那一方人的。而且现在转基因食品影响很大，对人的身体有很严重的危害，转基因食品在西方受到排斥，我们却把它当成新的科技来引入，不仅危害土地的种植能力，而且危害人体的健康，甚至危害后代子孙。这都是因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所导致的结果。
这是扁鹊的大哥，他讲养生之道。

　　扁鹊的二哥是在病刚刚有一个微小的症状时就给病人以建议，比如告诉他一些保健的方法，改变他的不良生活习惯。譬如说，我们早晨应该吃得好，中午应该吃得饱，晚上应该吃得少，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有利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恰恰相反。因为早晨要去上班，上班的地方又很远，起来之后匆匆忙忙吃了一口饭就走了。中午在单位，可能将就吃个盒饭就过去了。把大量的应酬安排在晚上，最后喝了很多的酒、吃了很多的肉，没过几个小时就去上床睡觉。诸位朋友，我们想象一下，酒肉混在一起，在夏天的常温之下搁上几个小时都会腐烂变味，结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吃到肠胃里就上床睡觉，当我们睡觉的时候肠胃就不活动、不工作了，把这些鱼肉放在三十六度的高温之下，能够不腐烂变味吗？鱼肉在肠胃里变味，毒素就向全身扩散，人的身体怎么好得了呢？第二天早晨起来一打饱嗝，气味都很难闻，这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中国人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高明的治理方法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禁于已然之后。

　　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叫安然的能源公司破产了。二○○一年的时候，安然公司是“世界五百强”的第七位，公司的营业额有上千亿美元。为什么效益这样好、排名世界第七的上市公司说破产就破产了呢？西方的分配制度，在现在一般人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公司的CEO的收益和整个公司的效益是密切挂钩的，也就是说，公司能够有好的效益，股票不断地上涨，营业额上涨，CEO的工资也随着上涨。但是，当公司没有收益的时候，股票就不能够上涨，股票不能够上涨就会影响CEO的收入。营业额没有上涨，它的股票没有上升，怎么办呢？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不受损失，公司没有营业额就要创造营业额，所以他们就请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制造假帐。

　　很多人说，他们的法制这么健全，这个事务所的人收入也很高，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给他们做假帐呢？那是因为安然公司是以每周一百万美元的代价来请这个公司给它做假帐。所以人在这么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把持不住，结果就被诱惑了，帮它做假帐。在几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做了六亿美元的假帐，掩盖了二十九亿美元的负债。最后他们董事会的二十九个成员因为持有一百七十三万股的安然公司的股票，获益十一亿美元。

　　诸位朋友，十一亿美元让二十九个人分，多不多呀？确实很多，诱惑很大！但是安然公司破产以后，他的CEO被判处有期徒刑长达一百六十五年。而它的一个董事会的成员刚买了一辆豪华轿车，还没等享用，事情就败露了，最后被迫在豪华轿车里开枪自杀。这十一亿美元他们也没有享用！

　　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是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而且美国的公司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利令智昏”。在利益的面前人们失去了道德，昏头昏脑，最后就做出了这样不理智的行为。事情败露之后，安然公司宣布破产，这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毁于一旦。所以，安然公司的破产被誉为美国经济界的“九一一”事件，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所做的假帐数额最为巨大，而是因为安然公司破产以后，引发了美国政府调查各大跨国企业做假帐的情形。

　　结果，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吓一跳，各大跨国企业都有做巨额假帐的经历。比如说，世通公司作为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它在一年零一个季度之内就做了三十八亿美元的假帐。而另一家著名的国际企业，在五年之内做了六十亿美元的假帐。二○○一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各大企业因为这些假帐给美国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两千亿美元。

　　所以，我们就此明白，美国之所以会出现金融危机，绝对不是偶然的。金融危机是由于人们的贪欲、人们的不诚信导致的，所以要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出来，也不是有一两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在安然公司破产以后，有一位美国著名商学院的院长到中国访问。人们向他提问，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美国的企业管理理念有什么变化吗？他说：“有啊，确实有变化。”以前的企业经营理念叫“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即“全面质量管理”。企业认为只要我的产品过关、质量有保证，就可以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安然公司的破产让他们认识到，只要他们的企业之中有一两个人道德
败坏、以权谋私，就可以使这个企业毁于一旦。所以他们的管理从“TQM”变成了“TEM”（Total Ethical Management），即“全面的伦理道德的管理”。所以，现在的企业伦理学在西方非常的热门。大家为什么去选这个课呢？很遗憾，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而是为了看一看自己怎么样做才不违犯法律，才能够钻法律的空子，才是法律所允许的。虽然人们有了这个观念的改变，但是自私自利的心没有改变，所以收效也甚微。

　　安然公司的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虽然法律可以把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人抓进监狱给以制裁，但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却无法挽回了。制度的建设对于防患于未然来说，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第二，免而无耻。

　　如果我们只重视制度的改革而忽视了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就会导致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
　

　　“反社会行为”在西方称为“Anti-social Behavior”。就是这些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法律也管辖不到，但并不是一个和谐社会所应有的行为。比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等等。这些事情还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些是可以通过制度的建设解决的吗？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想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谐，那是治国、平天下的层次。应该从哪里做起呢？每一个家庭、企业、单位的和谐，彼此团结互助，才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是我们看，诸多的家庭都破裂了，也就是说，社会的很多基本细胞都破碎了，这个社会还能够不出现问题吗？就像我们身体上有一两个细胞破碎了，可能对整个身体的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诸多的细胞都破碎了，难道对整个身体的健康没有影响吗？家庭的破碎是因为夫妻两个人为了自己的喜好，不顾孩子的教育，说离婚就离婚，可能早晨去领的结婚证，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这样的不负责任。孩子由于没有人教育，从小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对社会充满了敌意，充满了冷漠。有一位司法部门的领导曾说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少年犯罪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这就告诉我们，要想让家庭美满，儿女教育得好，修身是最关键的。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如果人的良心都泯灭了，为了自己利益的满足不择手段，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对他有作用呢？所以孔老夫子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用政令制度来引导人们，他触犯了法律，就给他以刑罚的处罚。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人们因为惧怕你的处罚而免于去做坏事，但是人们却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地避免法律的制裁，认为自己很有聪明智慧。

　　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也很难安定。所以《盐铁论》上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的制裁可以处罚人，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有廉洁不贪之心。法律的制裁也能够杀人，但是不能够培养起人的仁爱之心。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小悦悦”现象、老人倒地没有人扶的现象，人们可能认为还是法律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的。这类事件的发生，虽然说明法律监督机制、社会舆论确实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关键还是因为人没有了羞耻心，没有了仁爱心。

　　在《淮南子》上也有一段类似的说法：“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如果人们没有廉耻之心，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如果我们不修明礼义，人们的廉耻感也树立不起来。“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如果人们都没有了礼义道德，即使有法律，也不能够端正人们的行为。

　　“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如果我们不崇尚道德、崇尚善举，废除那些不好的陋习、风尚，人们就不会向往礼义。所以，“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

　　并不是说制度建设、公平正义不重要，没有法律制度是不可以治理天下的。但是，如果人不知礼义，也不能够把这个法实施到位。“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能够把不孝的人给处死。

　　（古代讲：“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在唐朝的时候有明文规定，如果这个人打骂祖父母、对父母违逆，那是要处以极刑的。）虽然你可以把这些不孝的人处以极刑，但是你不能够使人有孔子和曾子那样的品行。法律也可以把盗窃的人处以刑罚，但是却不能够使人培养出像伯夷那样的廉洁正直的品行。“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尊敬长官，说话有文采、有礼貌，言行都是世间的表率，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呀！
这一段话就把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有了好的法律，也不可能自动地发挥作用，还需要有礼义道德的人去执行才可以。

　　《汉书》里也提到，如果你只重视法律的严苛，而忽视了道德的教育，会导致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法令一颁布，奸巧的行为就出现了，命令一下来，欺诈行为也就随之而来，就像想用热水来浇灭沸腾的水、用柴火来灭火一样，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于事无补。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人道德的培养。
　

　　第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如果我们只是重视了制度的建设、法律的健全，忽视了人的道德，那就会出现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的情形。比如说，我们的法律健全了，监督机制也完善了，人只要一犯罪，他贪污腐败了，就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诸位朋友，请问我们抓得过来吗？即使这些人都被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互相学习、互相探讨，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被放回到社会的时候仍然会危害人群。
　

　　有一次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有一位西方的学者，是一位女士，很了不起，她专门研究传统文化。她说你们不要盲目地向我们西方学习，其实我们西方国家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理想，我们现在还恰恰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的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们的法律条款一天比一天更细致、更具体、更严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更加和谐安定，相反，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却越来越多。

　　我们中国古人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的是人的品行的提高。在《袁子正书》上就说道：“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如果你不能制止人民作恶的、作奸犯科的心，只是以刀锯在外部去禁止，就是你每一天在街市上行刑，也不能够把作奸犯科的事给制止。

　　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在他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这本书中也提到，我们现在过分地强调制度的建设和规则的设计，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请问你讲的这个正义是谁之正义呢？这样就忽视了主体，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

　　所以，他强调伦理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设计规则，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美德。他呼唤伦理学要回归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关注人美德的培养。

　　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社会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理，关键在于人心。如果人丧失了伦理道德，没有了羞耻心，做什么事都无所谓，那么再好的制度对他来说也都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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