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圣贤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六韬》中有这样一句，概括了“圣贤政治”的特征：“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也。”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他的政治公平合理，官吏不苛虐，他所收的赋税有节制，他自己的俸禄却很微薄，不因为自私自利损害了国家的法律。赏赐不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施于无罪之人。

　　不因为自己高兴了就给别人以封赏，不因为自己不高兴、发怒了就滥杀无辜。对人们有害的人一定会判处刑罚、给以定罪，能够给国家推荐贤良的人受到封赏。这样，官员之中没有腐败蛀虫之类的人藏身，国家也没有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百姓。这就是“圣贤政治”的特征，也是“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效果。

　　在《六韬》上对“圣贤政治”的描述很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到百姓饥寒就为他们感觉到哀伤，看到百姓劳苦也会为他们感觉到忧悲。

　　“圣贤政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国君真的就是这样做的。邹穆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榜样。邹穆公做国君的时候，他自己吃饭不讲究多种多样的美味，自己的衣服穿着也不讲求多姿多采。他对自己要求很刻薄，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他爱民如子，亲爱这些百姓就像一个慈父一样。因此邹国虽然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但是鲁国和卫国都不敢轻视它，像齐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能够威胁它。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全都非常地哀伤，即使是邹国四邻的人民，知道邹穆公过世，也全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之情，民间连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因为他们这么好的一个国君过世了，他们自己都乐不起来，直到一年之后才又重新听到了琴瑟的声音。贾谊对此评论道：“故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就是说，能够给人们以仁爱之心的，人们对他回报的也是仁爱；能够给天下人带来福祉的人，那么他也会有福气到来。这告诉我们，在历史上这样的领导者也是很多很多的，他们确实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实现了“圣贤政治”的理想。在《史记》上记载着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制度非常严密，人们想欺骗他都做不到，达到了“不能欺”。西门豹在治邺县的时候，法律非常严苛，老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做欺骗他的事，实现了“不敢欺”。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单父的时候，把孔老夫子所主张的仁爱之心落实在治理之上，最后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达到的是“不忍欺”。诸位朋友，在这三种层次的管理之中，究竟哪一个层次的管理是最高的呢？我们的管理又在追求哪一个层次呢？

　　子贱治单父治了三年之后，孔老夫子一个叫巫马期的弟子去暗中察访，看他到底做得怎么样。一天晚上，巫马期来到了单父，看到有一个人在那儿趁着夜色捕鱼，他把鱼捞到了，又把这些鱼放回去了。巫马期看了之后就很奇怪，他问：“为什么你把刚刚捕到的鱼又放回到河里去了呢？”这个捕鱼的人说：“我们的长官子贱不喜欢人们捕捞正在生长的小鱼，而我刚才捞到的恰恰是这些小鱼，所以我又把它给放回去了。”巫马期听了之后非常感慨，回来向孔老夫子报告，他说子贱治理单父，他的德政已经达到极致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在私下里做事也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非常小心谨慎，达到了慎独的境界。不知道子贱是怎样达到这一点的？孔老夫子说：“我曾经问过子贱，问他是用什么方法来治理的。他说他精诚的仁爱之心表现在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上，影响就会在老百姓中产生。我想他一定是把这种理念运用到治理之中了。”所以，他作为长官，有一种精诚的仁爱之心，没有丝毫的虚伪，百姓就被他感化，自自然然地做到了“不忍欺”。

　　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确实也有不同层次的管理，而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最高的层次。《体论》上这样说道：“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道德对于治理国家是最重要的，而礼法是其次的。道德和礼法都是引导人们的工具。在远古时期，人们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使人们每一天都向善良的方面转变，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潜移默化的，是最高层次的治理。
　

　　其次一等的就是使人民交相礼让，即使身处劳苦也没有怨言，这是次一等的治理。最下一等的，就是用法律来端正，让人们因为喜欢赏赐、获得利益而欢喜去做善，畏惧刑罚而不敢去做违犯法律的事情，这是最低层次的治理。所以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追求的是“圣贤政治”，追求的是最高层次的治理。

　　我们现在放弃了这样一种好的政治形式，而去追求最低层次的治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做企业的企业家，我们要去学企业管理。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和一个有二百年历史的企业之间，请问我们选择向谁去学管理呢？我想任何一个明智的企业家都会选择向那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学管理。当然我们不否认，一个有二百年历史的企业一定有它的成功之处，否则连二百年也不能够延续。但是它毕竟没有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更经得起风吹雨打，后者积累了更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坚定的信心。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我们一度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有这样一句话：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一句话不是偶然写上去的，我们确实要做到。那怎么样“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呢？如果我们连自己几千年的文化都看不懂，都不理解，我们又谈何自信，又有什么样的自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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