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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谏言,下情上达

刘余莉教授主讲 

  
  中国古人很重视听取人民的劝谏。《潜夫论》上讲:“故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治国的道理是要劝导臣下能够犯颜直谏,使人民都能够广开言路,君主就能够明察秋毫,下情就能够上达。


  《管子》上记载着,齐桓公有一次向管仲请教,他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想得到权力而不亡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管仲回答说:“不要忙于首创,不要忙于作新,而要随着时节因缘的成熟自然地把事情促成。不要以自己私人的好恶损害了法律的公正,你要认真地考察人民所厌恶的,从而引以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


  在黄帝的时候,设立明台让群臣在这里议论国事;尧设立衢室也是让下情上达,主动去问人民有什么意见;舜的时候,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旌旗;禹王的时候,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鼓;汤王设立了一个能够使街头巷尾的议论、意见都能够汇总的庭堂。这些制度是干什么的呢?“以观民诽也”,都是来听人民的批评的。“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这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够拥有
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权力而不亡失权力的规律。在这里,管子是劝谏齐桓公能够效仿古圣先贤,主动地去听取民众的批评。这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得失,使天下保持不失。


  《汉书》上说:“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代圣王的制度,由史官在前面记载君主的过失,“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是把皇帝、君主的言行、事例都一一记载下来。“工诵箴谏”,乐工要诵读规劝的谏言。平头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才能够听到他的过失。重要的是能够改过。见到正义的、符合道义的就应该听从,顺着这样去做,才能够永久地保持天下。这些制度其实都是想让下面的民情能够通达到君王的身边,让下情能够上达。


  那么相反,如果你“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你把那些正直的人的气节都给挫折了,把那些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的嘴给封住了,群臣都知道这个君主做错了,但是不敢谏诤。天下以犯颜直谏为恐惧,这是国家最值得忧患的大事。

 

  在《史记》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周厉王的时候任用荣夷公,而荣夷公这个人贪财好利,把国家所有的财货都据为己有。周厉王为什么用他呢?中国古人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为周厉王就是一个贪财好利之人。厉王下面也有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对他劝谏。有一个叫芮良夫的臣子,就劝谏他说:“财利都是万物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所孕育的,现在却想一个人专有,这样一定会招致祸害。作为国家的君主,应该倡导开发田地、生产,然后公平地给以分配,这样还恐怕人民怨声载道。一般的百姓想独占财利都被称为强盗,更何况是国君?荣夷公不懂这个道理,他就想把所有的财利都据为己有。如果您任用这样的人,一定会给国家招来祸害。”但是周厉王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重用荣夷公,搜刮民财,自己过着暴虐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人民很苛刻,人民怨声载道,在道路上批评周厉王的过失。这
个时候召公就来劝谏了,他说:“人民已经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周厉王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去改变苛虐的政治,反而找了卫国的一个巫师来监察人民,只要他来上告说某某人说周厉王的过失,就把那人处死。结果过了不多久,人民被吓得没有人再敢评价时事的得失了,甚至在街上走路的时候都不敢多说话,都是以眼睛示意一下,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诸侯也都不来朝拜了。这个时候,周厉王就很得意,对召公说:“你看,人民都不敢乱说话了!”召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并不是人民不敢说话,而是您把人民的口给堵住了而已。“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你堵塞人民的嘴巴比堵塞河流的危害还要严重。如果河流堵塞了,蓄积的洪水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你堵塞民众的嘴巴,结果也是一样。因此,治理水的人一定会使河道畅通,治理国家的人也要开放言路,让人民能够宣泄自己的想法。人民有口,就像大地有山川,一切财物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又像大地有高低、干湿种种不同,衣食也是从这里产生的。让人民说话,让人民把意见表达出来,那么你时政的得失成败就能够从这里观察出来了。人民想在心里,表达在口中,成熟的意见你可以推行。如果你现在不这样做,反而把人们的嘴巴都堵塞了,那能赞同你、能拥护你的人又有多少呢?结果周厉王还是听不进去,以致人们怨声载道,一起起来讨伐他,最后他落荒而逃。


  这一历史故事告诉我们,要让民众说话,要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且从他们表达的意愿之中,为政者可以看到自己政治的得失。历史上,有很多贤明的君主都是主动地去求取百姓的意见。例如,《新序》上记载,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平民百姓,结果他一天跑了三次都没有见到稷。跟从的人就说:“作为一国之尊、万乘之主,见一个平头百姓,一天来了三次都见不到,那就应该就此作罢,不要再去了!”齐桓公就告诉他说:“你说得不对。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轻视爵禄,因此他也会轻视他的君主,而那些不想称霸天下的君主会轻视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纵然这位先生轻视爵禄,可是我怎么敢轻视称霸天下呢?”齐桓公一连去了五次才见到了稷。其它人听到这件事就说:“齐桓公对于布衣之士都能够如此地尊敬,那对于一般的诸侯国君肯定会更加地尊重。”所以这些人都纷纷来朝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上贤明的君主不仅要让百姓说话,宣泄自己的意愿,而且还主动地去求取谏言、了解民情,这样才能够使民情上达。

 

  《后汉书》上记载着杨震的一段话:“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我听说在尧、舜的时候,进谏的鼓、可以批评的木牌都立在朝门之外,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周朝和殷朝的圣哲君王,百姓有了怨言甚至有了责备都是洗耳恭听,这样才能使自己耳聪目明。开放言路、无所忌讳,甚至要去征求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见,使下情上达。这个论述告诉我们,古人十分重视采纳民众的意见,并根据民众的意见来判断时政的得失,以此来改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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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摘自 群书治要十讲 刘余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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