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把儒、释、道三家的大德选为国师，自己跟着国师学习，对国师礼遇有加。因为儒、释、道的大德们都能够身体力行，而皇帝又对他们如此恭敬，通过“上行则下效”，整个社会就兴起了追求道德、爱好仁义的风尚。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选拔那些德才兼备、对传统美德有认知的人，每天在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相信不过两三年，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广东一个县的电视台每天都选择最佳时段，在新闻联播前播放一小时蔡礼旭老师的“幸福人生讲座─《细讲弟子规》”，整个县的风气逐渐好转，不孝敬父母、兄弟争讼的人有所减少，离婚率也下降了。有一次，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按时播放这个节目。出乎预料，有很多老百姓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来咨询情况。这说明，只要有一个频道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人们就能分辨是非善恶，从而做到扬善抑恶，达到一正压百邪的效果。所以说社会风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任用的人是否贤德。
　

　　《文子》中指出了国家不任用贤德之人的原因。“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清朝自康乾盛世直至慈禧专政的历史，恰反映出贤德的人得不到任用的原因。康乾盛世时，有请儒、释、道的大德到宫廷里讲经的传统。皇帝带着群臣、妃嫔一起学习，上下思想高度一致，连自私自利的心都很少萌发。但慈禧太后当政后，她每天听讲经，总感觉这些大德在讲她，她就废弃了宫廷讲经的传统，于是自私自利的心又开始生起。最后，西方的列强看到中国有机可乘，就挑起侵略战争。

　　因此，领导者之所以不能任用贤德的人，没有兴起教化，原因是他自己的欲望太多。自己欲望太多，就不愿意听圣贤教诲，因为听后他也做不到。他知道民众学后，就能分辨是非善恶，即使是民主选举，也不投自己的票，所以他不任用贤德的人，唯恐民众明了一切。
　

　　《文子》上说，社会上层的人欲望很多，底层百姓就会兴起欺诈之风；上面的法令非常的繁多，而且经常没有条理，下面的百姓就不安定；上面的人有很多贪求，下面的人就会交相争夺利益。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在枝叶上解决问题，就如同想止住水却开凿河渠、想要救火却往火里放木柴一样。

　　这告诉我们，要想任用贤德的人，必须有圣王出现。《文子》中提到：“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人，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德也。”圣明的君主在世，他会把他喜好的和厌恶的明确地宣告天下，让人们有正确的行为规范，通过非议、称誉来引导舆论，通过亲近任用贤德之人、鄙视并罢退不肖之徒来治理国家。刑罚虽已颁布，但却能放置不用，这是因为礼义道德得到推行，而贤德之人得到重用的缘故。也就是说，如果有贤德的君主出现，而且能够任用贤德之人，兴起伦理教化之风，那么，社会的风气要转好也不是一件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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