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论》上讲道：“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当领导的人，一定要审慎地选择他所亲近的人。如果亲近的人正直，就没有人不正直。人主能够正直，国家就兴起正气。

　　对于领导者身边的人，小心谨慎地任用达到何种程度呢？《尚书》上记载：古代的圣王所使用的侍御仆从，即他身边的秘书、司机、保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罔匪正人”，没有一个不是正直的、道德高尚的人。这些人从早到晚服侍在君主身边，君主才能受到正人的监督，自己的行为才能正确。同时，古人还设立了一个“太仆正”的官员，专门教导侍御仆从。他们的职责不是要谄媚、巴结领导人，而是要监督领导的一言一行，并且指正他的过失。正所谓“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君主身边的人都是正直之人，君主就能正直，如果君主身边的人都是阿谀奉承之人，久而久之，这个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洋洋得意，以为自己真的像他们所谄媚的那样好。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要让那些阿谀逢迎的人留在身边，充当自己的耳目之官。

　　由此可见，古代的领导者对自己德行修养的要求的确非常的严格，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有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人生而有五欲六尘的喜好，一旦自己的欲望打开，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必须依靠他身边的人时时提醒他、时时监督他、时时校正他，才不至于做错事。
　

　　《说苑》上记载着一个典故。齐桓公请教管仲，问治国最大的忧患是什么。管仲说，最担心的是“社鼠”。桓公不明白，管仲就说，“社”指土地的神像，是把很多的木头捆绑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涂了泥做成的。因为神像中间一般都是空的，老鼠就常以神像为托身之所。如果你用烟熏它，就怕烧了一整根木头也烧不死老鼠；用水灌它，又怕把神像上面的泥给毁坏。老鼠不能杀死，是因为土地神像的缘故。齐国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边的这些人，君主身边的人如果不正，就会蒙蔽善恶，让君主无法了解实情。君主身边的人仰仗君主的庇护，就会在百姓中夸耀自己的权势而鱼肉乡里。不诛杀他们，会给国家带来混乱；诛杀他们，他又是人主所庇护的人，很难把他诛杀掉。因此这些人正是国家的“社鼠”。所以，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君主身边的人不正。

　　清朝时，提出用人“莫用三爷”。何为“三爷”？指少爷、姑爷、舅爷。这些都是君主身边有亲属关系的人。如果用了这些人，别人会因为他和君主关系亲近，即使他做错了事，因为自己关系疏远，也不敢去向君主进谏。如果他们做错了事，用法律制裁他们，就会伤了彼此之间的恩情。如果不用法律制裁他们，又会落得徇私舞弊的罪名。所以要慎用这些亲属。

　　这告诉我们，越是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越要选择那些有德行的人，送他们去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让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然后再委以重任。如果他没有接受传统文化的学习，就对他委以重任，很容易出问题。

　　《体论》中也说：“故准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凡圣明君主，没有一个不任用可以奉献可行之计、斥退邪恶、进献忠心的臣子。也就是说，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圣王明君，是因为身边有这些可以犯颜直谏、忠诚不二的臣子不断地给他提醒，不断地校正他的行为。

　　《吴子》上记载着一个故事。魏武侯和群臣谋议国事，群臣没有能赶得上他的。退朝之后，他面露喜色，因为群臣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吴起看到后就进谏说：“楚庄王和群臣谋议国事，群臣都赶不上他，他退朝之后就面带忧愁。什么原因呢？他说，我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贤人，国家也不会缺乏贤德的人。如果能够得到贤师，这样的国君能够称王；能够得到贤友，这样的国君可以称霸。现在我既不是一个有才能的国君，而我手下的群臣又都比不上我，我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楚庄王所忧虑的事情，恰恰是您所喜悦的事情，我为此替您深感忧惧。”魏武侯听后甚感惭愧，意识到楚庄王如此贤明都以自己得不到贤才辅佐、手下群臣不如自己而忧虑，何况自己未必比得上楚庄王。当然，好大喜功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喜欢出名的人，都会认为群臣不如自己是好事。结果他的用人方式就如“武大郎开店─一个不如一个”，致使事业难以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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