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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

作者:  

时间:2007-4-4  

摘自  
 

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

郭齐家

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建院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再一次来到这里做节目,在此我代表凤凰卫视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四十周年校庆致以热烈的祝贺。1995年3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头,以赵朴初老先生为代表的九位文化老人,向全国政协提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的题目是关于建立少儿古典学校的建议。在这个提案中间,几位老人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读经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可能会要中断。而一个文明是必须借助于它的“经典”来承载它的核心价值的,一旦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人不再读经了,“经典”中间传承的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被人遗忘了,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出现危机。那么这几位老人的忧虑是不是有道理,他们希望重新听到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诗歌宣诵的声音,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郭齐家教授,他跟我们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大家欢迎他。 

郭齐家简历

     郭齐家,1938年出生,汉族,湖北武汉市人, 1956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60年7月毕业后留系任助教;1979年任讲师;1986年任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2年任教授、教育史教研室主任。1993年10月国务院始发政府津贴并颁发证书,1995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

  郭齐家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与研究,主讲“中国教育史”。先后培养出包括国外留学生在内的硕士生 、博士生四十余名。

  主要专著有《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中国古代学校》和《中国古代教育家》等。

 王鲁湘:我对郭先生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就是我们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打倒孔家店以后,读经的这样一种风气是越来越淡薄了,尤其引入现代教育以后,我们在现代教育中间就和过去的那套传统的教育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您也是“五四”以后的人是吧,您不是“五四”以前,前清的遗老遗少,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读经有必要呢?

 郭齐家:我也就是你刚才讲的,几位老人发起了呼吁以后,北京成立了一个圣陶学校,圣陶实验学校,他们聘请我去论证、去参观、去筹建,我感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文化断了,这个民族的命脉断了,跟一个民族灭亡是一样的遭遇,一样的价值,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民族的传统树立起来,这样使我们中国民族能够自强,这样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

王鲁湘:您觉得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那一套方法和我们现在的教育,我不是说的科学技术教育,我说的是人文教育,因为我们传统教育基本上也是以人文教育为主的是吧?这两种人文教育对比之下,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学校的这种人文教育有什么缺陷呢

郭齐家:现在的人文教育就比较薄弱了,一个是在课程上安排上就看得出来,它的地位很低,而且老师和学生对它的重视程度也很低。

王鲁湘: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过去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书,特别是线装书,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起来的话,它就是发的一股霉味,是封建遗毒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的时候是没碰过线装书的。那么现在实际上的话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古籍被陆续地整理、出版,而且形成中国出版业中间可以说是很重头的一个方面。社会上,事实上像对中国古典的经典和文学作品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您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某一种,这种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复苏迹象?

郭齐家:对了。因为随着我们中国的国力增强,我们在世界的地位提高以后,它就有一种自然的一种文化的需求,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它应该是一体的。不可能一个国家经济很发展,政治很落后,文化失落,那个是不相称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所以季羡老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不仅要做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大国。

王鲁湘: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大国。

郭齐家:就是个文化大国。但是你如果不继承这个传统的东西,这个文化就失落了,消失了,成为失落的文明,那你这个国家的分量在世界上就降低了。

王鲁湘:就像古埃及一样,古埃及文明是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它那个文明和现在的埃及没有什么关系,它失落了。

郭齐家:对。

王鲁湘:好,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郭教授给我们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

郭齐家:我想我今天就讲一下一个我们世纪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在教育中的地位。这个中国的教育大致有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清朝末年,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人文的阶段,很重视人文教育,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道体艺用。以道为体,以艺,艺就是知识技术方面为用,道体艺用。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重道轻艺,这是我们这一个阶段。

  中国教育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近一百年来,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教育,这个我们引进、移植得非常成功,对我们中国的面貌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把它叫做科学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既看到它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检查一下也看到它的遗憾,它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重艺轻道或者是学艺忘道,这是第二个阶段。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中国的教育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把前两阶段的教育的缺失加以整合,把前两阶段的优点集中起来,那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科学和人文整合的一个新的教育阶段。

  所以刚才主持人回忆到“五四”以来我们的传统,“五四”我们引进了科学技术非常好,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有一个缺陷,缺陷就是把中华经典文化给解构了,在教育上不提它了,渐渐我们中国人从教育上把自己民族的经典文化把它开除了,这个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没有过的。每一个民族都很重视自己的经典文化、传统文化,但唯有我们中国现在把自己的文化消失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这是很大的遗憾,很大的遗憾。所以我们现在这一阶段就希望能够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把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这里特别强调少儿读经。

  那么首先讲什么是“读经”?什么是“经”?把“经典”解释一下。“经典”我们用《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的说法,他说“经典”就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所谓“文化经典”就是这个文化,大中华文化或者基督教文化,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他必读的权威的著作。拿我们中国文化说,譬如说儒家的“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孙武,《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还有你比如说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坛经》;还有医家的譬如说《黄帝内经》;还有史家的比如《史记》,这些都属于经典著作。我们这些“经典”从小就要让孩子熏陶,西方也是一样,西方也有很多西方的“经典”,比如说《荷马史诗》,比如说《新旧约全书》,这都是西方的“经典”。《莎士比亚戏剧集》,柏拉图的集子,这些都是“经典”,西方的“经典”。印度也有它的“经典”,每一个文化民族都有它的经典。

  那么“经典”有什么作用呢?“经典”的作用大概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它讲道理,讲一些人们常见的常理常道。再就是熏陶,熏陶它的人文价值。再就是讲一些规则,最大的作用是做教材课本。我们中华文化的“经典”,比如说儒家的“经典”就是长期作为教材,作为课本来影响我们一代一代的国家的人民,一代一代从青少年起就读这样的“经典”。这是我讲的什么叫“经典”,我简单地做这么个解释。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主张少儿读经,青少年、儿童,特别是儿童读经,我感到这个非常重要。

  我想用三点来说明,第一点就是讲文化的传承。用温家宝总理最近的话叫回溯源头、传承命脉,这是第一点。刚才主持人就讲过,1995年几位老人,赵朴老几位老人,在政协开会的时候提出来一个016提案,这个提案就紧急呼吁,提出要建立幼年古典学校,在这个呼吁当中他就说,他说我们的“经典”一直是没有中断,如果现在你再不重视,我们就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他说这个“经典”重要意义在哪儿呢?它是我们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它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依据。它也是几千年以来,我们民族屡遭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的纽带。这几位老人说,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任其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把它提得这么高,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消亡了,我们中华文化成了失落的文明,大家拿着线装书不认得,拿着繁体字不认得,那我们一代一代,我们就成了其它几个文明古国一样,我们成了失落的文明。

  现在世界上七大母文化,现在已经有六个消亡了。母文化就是原生文化,只有我们中华文化还保留下来。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消亡,不仅对不起我们中国的列祖列宗,也对不起世界人民,也对不起人类。

  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已有著名的学者讲过这个问题。我这里举两句话,一句话是朱自清先生,在1941年他写过一本《经典常谈》的序,讲过一句话,他说“经典的废止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现在大家都不读经典,但是经典的训练非常重要,就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经典的训练非常重要。他说在学校里头,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你都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所以每一个教育家,每一个教育家都要重视经典的传承。这是朱自清先生在1941年就讲过,经典的训练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它丢掉,这是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我就讲一下,在抗日战争,闻一多先生也讲过一句话。闻一多先生说,他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被征服与其他方面征服百千倍之。”假如别的文化把我们占领了、征服了,那比经济上、政治上其他的东西还要严重,还要严重。因为一个文化的亡,也就是这个民族的亡,民族的亡。所以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早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这一次九位老人又提到这样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按九位老人说,假如说你不采取措施,让此文化失落下去,那我们就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那么换一个角度,假如我们把文化接上,不让它中断,让它发扬光大,那我们就成为民族的功臣,历史的功臣。所以你究竟是做民族的罪人,还是做民族的功臣,就在这一念之间,就在一念之间。

  温家宝总理去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很有名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就叫“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后他总结出这么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或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这样我们的子孙就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我坚信这样一个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我想这就是我讲的第一点,为什么让少儿读经呢?就是回溯源头,传承命脉。

  第二点我讲“蒙以养正圣功也”。这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蒙童时期,你要让他纯正的品质出现,你就会形成一个造就圣人君子的这样一个气氛。所以“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童时期应该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因为他比较单纯,这个时候你把乌七八糟的东西给他,他也能接受,那很快他就成为一个不是圣人君子而是小人了。所以他是一张白纸,你给他画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天天给他放古音古乐,放圣贤的话,他就慢慢接受。你天天放那些色情的、暴力的,他也接受。你还不如教他,把人类最好、精华的东西教给孩子,这就是圣功。所以“圣贤君子堪称道德典范”,他们达到了相当高的道德水平。我们让少年儿童天天跟圣贤接近,让他慢慢理解圣贤,让他慢慢跟圣贤对话,那就很不一样,那就很不一样。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就是他慢慢树立“天下为公”的理念,树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格,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树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树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原则,树立“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树立“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树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树立“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雅量。“高山流水”般的友谊,“见贤思齐”,“无欲则刚”的人生哲理,这就慢慢熏陶了他。所以从小培育他们的人格、习惯、环境、传统,同时可以开拓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灵感,孕育创新的能力。所以经典的作用非常大,非常大。

  我们著名的一个学者、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先生他提出过,他说读经典有什么好处,他总结这么几条,他说“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如果我们从小每一个人读了经以后,他的气质就会得到变化。朱熹就讲,读书是变化气质的,假如每个人的气质变化了,一代人的气质变化了就影响社会风气,社会风气。这个社会风气就慢慢地好一些,慢慢好一些。所以我们想“五四”时期把传统文化的“经典”解构了,我们失落了它,现在我们再把它重新找回来。“五四”时期是进行了一个民族科学的启蒙,它是对的,但是它的不足就是把传统文化丢掉了,现在我们又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找回来,又是一次启蒙,这是对“五四”启蒙的再启蒙,是对“五四”启蒙的一种修正和补充。

  比如说经过我们这样的再启蒙,用自己文化的经典来启蒙我们自己的人,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兴衰,有利于我们精神文明的建设。大家知道这个国力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你这个民族的凝聚力。我们现在是面临着一个现代化和全球化这样一个任务,我们要应对这个时代,应对这个全球化,应对这个现代化。所以我们经济上要发展,所以我们政治上要改革,所以我们文化上不能失落,文化要上去,这是一套。

  既然西方人从小就念《圣经》,伊斯兰人从小就念《古兰经》,以色列人从小也念他们民族的“经典”。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那么多“经典”不让孩子从小去念呢?既然西方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叫“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与真理同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这样的理念呢,“与孔子同在,与老子同在,与真理同在”,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这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我的老师、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他几十年前就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种系发展史有几十万年,但是有文字记载的才有几千年,我们中国甲骨文到现在才三千六百年,如果再往前推一千年,我们中国的文字大概也就四千到五千年。但是人类,中国的历史是一百七十万年。那么这样长时期,人类怎么过的呢,他就是靠口耳相传,就是靠不断地背诵民族的史诗、民族的经典、民族的格言、民族的自然的常识和社会的常识。人类就是靠不断地背诵,人类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靠不断地背诵发展他的记忆力来促进他的智慧,促进他的脑结构的发展。所以靠背诵,人类传承了我们的文明。靠背诵,人类发展了自己的脑神经脑,发展了我们人类的智慧,所以背诵是非常重要的。

  朱自清先生讲经典的训练也主要是讲的训练是背诵。背诵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夫,也是开发我们大脑一个很好的功夫。为什么在少儿时期非常重要呢?大家知道,十三岁以前是人类记忆力的高峰,十五岁以后人的理解力慢慢上升,记忆力慢慢下退。这是生理、心理学家们讲的,十三岁是一个高峰,十五岁以后记忆力慢慢往下走,但是理解力慢慢增加。所以我们就利用十三岁以前,他记忆最好的时候,你就把人类文化的精华让他背诵,这个时候他的背诵的能力非常强,非常强。背诵也要靠训练,你要不训练他,他始终不行的。为什么这样的?大家知道,从人的大脑结构来看,小孩的大脑和我们大人的大脑都是140亿脑细胞,细胞数是一样的,但是重量不同。小孩的脑细胞,大脑的重量是0.6公斤,我们成人大脑是1.5公斤。那么为什么大人的大脑这么重呢,小孩的大脑这么轻呢?就是脑细胞和脑细胞之间的联络、网络,心理学叫突触,突就是突然的突,触,触摸的触,他的突触就慢慢发达,所以人脑细胞都是140个亿,数目不变,但是突触,它的联络、它的联络的网络越深厚、越细致,那么他的智慧就越发展。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三岁,他说三岁的孩子大脑的联络就要完成50%到60%,六岁就要完成60%到70%,所以三岁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三岁之前你就要注意,甚至于几个月你就要注意训练他。譬如说让他听最好的音乐,世界名曲。让他看最好的画,世界名画。让他听圣贤的教导。你比如说让他听《唐诗宋词》,给他朗诵《论语》都可以。让他慢慢听,两、三个月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训练他,首先是三岁以前发展右脑,三岁以后它就慢慢发展左脑,右脑是靠形象思维,左脑是靠逻辑思维。所以右脑和左脑是有这个次序,先是右脑后是左脑。然后六岁以后,左脑和右脑一起发展,全脑一起发展。

西方现在有一个零岁方案,就是零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中国过去有过胎教,胎教过去认为是迷信的,现在好多人实验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我  们姑且现在还不说它,至少我们出生以后,零岁以后,两、三个月以后,你开始给他教育这是应该的。让他看,让他听,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期,我们过去往往把这个错过了。

  大家知道脑力及国力,孩子脑子的发展就是将来国家的发展,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尤其是用经典,用人类的精华,用人类积淀下来的智慧来培养他,这是高营养、高智慧的东西,营养他,那是非常好的。经典之所以重要,就是它原汁原味,有原创性。它是含有人类多少代的经验的结晶,很多经典是人性的流露,是直指人性。特别我们中国的经典,它既有宇宙深层的道理,又有人生的理想,又有政治的智慧,又有历史的教训,还有审美的情趣。

  我们的经典教你做人,它提出了做人的道理,提出了做人的要求,提出了做人的方法,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让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质量、好教材。如果我们把它舍弃掉,那不是可惜了吗?所以我想,少儿读经的重要性就在这儿。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王鲁湘:非常感谢郭教授精彩的演讲,我一边听,我也听得入迷了,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三岁、六岁、十三岁,这个三个关键的阶段,我们很多的家长,中国的家长也都知道,你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家长别的知识不多,关于怎么教育孩子的知识他全有。可是他想,三岁的时候你让他读《论语》,我还不如让他读ABC。六岁的时候你让他读《老子》,我想还不如让他进行一点学前教育,赶紧考一个重点小学。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你让他读一点像《孙子兵法》,甚至有些还读《红楼梦》是不是,那个时候他想的是十三岁很重要,这个时候考中学,重点中学非常关键,这个时候数、理、化的东西,什么东西,那个时间很紧要,所以可能是处于这样不同的价值判断,结果就把孩子读经的时间给耽误了,那么您觉得家长们这种选择他有错误吗?

郭齐家:他是这样,教育也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效率。所以你得算一下账,当然你现在教你孩子学钢琴,学些儿童的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经典从小让他读了,甚至于背了,他能背得很多经典以后,他将来原创性的东西他就很多。我们很多科学家,老一辈的学者,他都是从小读这些。杨振宁,大家都知道杨振宁,杨振宁先生现在在清华,他现在已经给清华上课了,82岁了,他小时候就读很多《唐诗宋词》,他妈妈当时要求他一天背一首,后来大一点就叫他背《孟子》,他父亲叫他背《孟子》,每天用一个小时来教他《孟子》,教了一个半暑假,他把《孟子》背得了,《孟子》多少字?三万七千几百字,将近三万八千字,他都背,从头到尾都背了,后来他说,我读了《孟子》,我就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哲学,中国的哲学。他说这对我这一生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那时候我的父亲教我微积分,找一个家庭教师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这是杨振宁先生的原话。

  李政道也是这样,李政道他从小就读这些《老子》、《庄子》、《论语》、《孟子》。结果他到美国去上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时候,他没有文凭,大家知道李政道没有中学文凭也没有大学文凭,为什么?他没有上完中学就上大学,大学他上两个,一个西南联大,一个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搬了五次,都在抗日战争烽火之中。他自己回忆,他说我是在破庙里做物理实验,我在茶馆里泡杯茶读书,这么过来的。后来老师们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说不行,你没有本科文凭不行,但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特殊的一点就是,他说你必须读(哈格金)校长指定的西方古今名著,经过考核你才可以,没有本科文凭可以考研究生。后来李政道想什么办法?他说我也没读过西方那些古今名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读过孔、孟、老、庄,孔、孟、老、庄他们的作品和西方的经典是一样的水平,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别人说好,好,行了,行了,他就这样上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

  从这两个科学家来看他们文化功底,中国文化功底都很深。所以大家要算一个账,算一个账,教育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我们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高的效果、效率。我觉得从小读经不费事,孩子你别看他小,我现在看到六岁的孩子背老子的《道德经》已经背得呱呱的。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他的智力得到开发,他记忆力非常好。第一部经典非常重要,第一部经典你要训练他读三百遍,四百遍,五百遍,读得滚瓜烂熟。第二遍就要不了这么费劲了,第三部、第四部经典他读几遍就会了。他把记忆力开发出来了,所以读几遍就可以。他的记忆力比我们成人要高多少倍,特别是十三岁以前,你把他训练起来,不得了。我们千万不要用大人的观点来看,我都记不住,你记不住他记得住。

  你看只要广告什么一流行,他马上就会,孩子不用学都会。如果我们稍微加以训练他就会。北大有一个怪才叫辜鸿铭,辜鸿铭他就是读经典,他读英语是读《莎士比亚》,读德语是读《浮士德》,就是读经典,读了经典他把语言也学会了。开始他也是不想读,后来他的教父说,你必须读必须背,所以他下了苦工以后,他九门外语都是靠背诵经典得来的。

王鲁湘:因为我们知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包括老子《道德经》都没有多少字的,如果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处在一个没有打倒“孔家店”,没有“文化大革命”,不是这么一个时期,而是一个正常的文化传承时期,我想我现在一定是满腹诗书。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的的确确是感到很遗憾,因为经常我们现在,特别搞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人,读过去老先生的著作和老先生一块儿交谈的时候,特别像我过去八十年代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很多老先生都还在,那关于经典的东西都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我记得有一次,到冯友兰先生家里头去,在三同堂,就是北大的燕南园。当时候冯先生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是他正在修改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那么他的助手涂又光先生就给他读,他眼睛已经不能看书了,因此他所有的书都是听,以耳代目。什么地方读错了一个字,他马上说这个不是这么读的,或者说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他已经装在他的脑子里头了,他这个时候只要自己闭着眼睛思考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不行,我们比如要写一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把所有的书都搬过来,翻开、翻开,插好纸条、插好纸条,看的时候,哎,那个地方没想起来,又去翻翻翻翻翻,这个时候你的思维是混乱的,你不能静静地在那个地方,像咀嚼一个橄榄一样,去把这样一种经典的东西,那种韵味的东西,把的咀嚼出来,所以这样我们做出来的学问和老先生相比显得粗糙,显得急功近利,大概和从小没有熟读经典有关系。

郭齐家:我记得有一位领导人讲过,他就说最近我们出现大师级的人物很少,可能跟我们这几代人,比如说四、五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大概缺乏经典教育,缺乏经典文化的功底有关系。老一辈的院士,比如说科技大学的肖纪美院士八十多岁了,他在科技大学一讲话,一讲就是出口成章,他们都很惊讶,他研究材料力学,结果“四书五经”都会。中国人的聪明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用经典来开发他的大脑,就把他的智慧打开。所以说脑力即国力,我们一代一代的把经典灌输给孩子,让他训练出来,这是朱自清讲的“经典训练不可丢”,我们把这个丢了就是很大的失策。 

王鲁湘:关于这个经典教育,我们过去经常给我们灌输的一个观点就是经典没有用,它都是那些老夫子讲的一些人生的大道理,“大而无当”。我们现在的孩子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社会中间,必须学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不能把时间拿来去陪这些老夫子,念这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无为而无不为”,讲到这个“无用之大用。”实际上经典的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和你具体的功力性、目的性的东西相比,它恰恰就是“无用之大用”,包括在开发智力上头,我估计圣人之言,比一个简单的ABC,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学前教育的什么,那个简单的一加二等于三的这种东西,对开发你的智力要有用得多。

 观众: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教授。我是国际传播学院的学生,(然后)我听到老师的讲座以后就觉得读经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们国际传播学院的前身就是中文系,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接触这个“经典”还是非常有限,我是很想读,但是面对我们这个社会在转型,还有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呢,我就想请问教授您,我们这一代应该怎样去读经,然后又选择哪些“经典”来作为我们阅读的这些书目,谢谢!

郭齐家:刚才我讲的是少儿读经,十三岁以下,(或)十五岁以下,就以背诵为主,背诵越多越好。中国人的“经典”甚至于外国人的“经典”你也可以读,但是以母语为主,这是我讲的一个观点。至于年岁大的,你比如说现在已经上大学的了怎么办呢?我觉得也很重要,也不要把自己荒废了,虽然我记忆力不是高峰了,但是理解力还是很强的,十五岁以后理解力越来越强,所以你就选择一本、两本“经典”,不要选择那么多,比如说《论语》,我觉得非常重要。《论语》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大学》是一千八百个字,《中庸》是两千四百个字,这几本书字数不多,但是你读一下,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慢慢读,你会改变你的人生态度。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听了我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就买了一本《论语》,他一口气读了三遍。他整个世界观、人生观都改变了,做人的态度,处世的态度,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态度都变了。儒家也说一经通,百经通。你通一经,其它的你也会理解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大学生时间很紧,你就挑一本经读,我看这是对大家非常有好处的。谢谢!

同学: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刚才听您的演讲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伟大的古人,钟子期与伯牙在演绎《高山流水》这个经典的时候,在演绎这个经典之前,是什么样的经典去影响他们,然后他们演绎了这个经典。我的想法就是,“经典”,它并不是从生来就有,假如说我们今天没有了这个“经典”。我们能不能,我们怎么样才能像我们伟大的古人一样,演绎我们同样的中华民族的经典呢?谢谢?

郭齐家:我们中华的文明,我们现在说至少有五千年,但其实按现在考古来看呢,可能他们说还不止五千年,不止五千年。从地下挖掘的这些地方来看的话,可能比五千年还要早。就是很漫长的时间孕育出来的中华文化,开始就是口耳相传,所以说他不一定那时候,你刚才讲的钟子期他们不一定当时没有“经典”,他们就是口头文学,口头的流传的这些东西非常多,也影响了他。你比如说《易经》,《易经》从伏羲画八卦,到周文王,到孔子,你说多少年了,多少年他就慢慢地传播,慢慢地传播。譬如说老子《道德经》也是传播了好多年,甚至于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慢慢最后才定形的。所以它一定是在民间有一个广泛的传播,它可能是一个片段或者不是整篇的,可能是一部分,这也是经典。所谓民族的这些史诗,民族的歌谣,民族的这些格言都是无形中慢慢产生的,产生以后它就对孩子有一个影响。所以我想这个非常珍贵。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东西,这是宝,不要把它丢掉。至于你没有,没有我们也可以向别人学习。费孝通先生讲过十六个字,讲得非常好,他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各个民族自己,弘扬自己优美的文化传统。第二句话就是“美人之美”,假如说你没有,我学习别人的,或者你即使有了,我也要学习别人。我们中国文化很高、很深,但是西方文化也很好,我们也向西方学习。“美人之美”,把别人的优秀文化我们也拿来,也要学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那么它就可以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话,培养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天下大同”。这是我们儒家的理想,“天下大同”。“天下大同”是各个民族互相融合的,各个文化融合的这样一个时代,我想这个文化会来到的。

  德国有个思想家叫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983--1969)他就讲了,他说古代有一个轴心时代,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出现孔子、老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古代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古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他们各自创造了文明,这个文明影响了现在两、三千年。他说以后的每一次文化的复兴有一个规律,都必须回到源头上,来吸取资料、吸取营养、吸取知识,然后再前进,然后才能创造出灿烂的光辉。

同学:我想请问您,就是在咱们国家漫长的经典流传过程中,必然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会出现理解的偏差或者一些刻意的歪曲,然后就会相继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您觉得现代人读经,怎样面对现代人的阐释,还有经典原意的问题

郭齐家:“经典”,我们尽量地体会“经典”的原汁原味、原意。但是即使“经典”这样,可能也还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现代时代要求的东西,也有,有些过时的东西也有。所以我们必须用现代人来筛选,来理解。有些是常理常道,符合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国界的都是“经典”,这些原理我们要继承。至于有一些譬如说,他只适合它那个时代,不太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要分析批判,来吸收它,不要一股脑儿地吸收它。这个我们用历史的观点,特别是我们现代,现代我们有一个好条件,西方文明进来了,我们还要有这样的胸怀,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其它优秀文化的,其它的民族的文明都把它结合起来,来不断地审查我们过去的“经典”。创造我们新的文明,新的文明的条件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或其它优秀文化相结合,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相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这样我们才不断地创新。

  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曾经吸取了佛教的文明,我们通过八百年,大家知道八百年的时间,我们慢慢地把它吸收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想,我们再用八百年甚至于再用一千年,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方文化或者其它民族好的文化,完全把它吸收过来,消化过来,变为我们自己的文明。但是前提一个条件是必须固守自己优秀的东西,我们才能把人家吸收过来。假如你自己没有固守,自己没有吸收好自己的文化,那么你把别人的搬来了,那你就不可能做到结合了。所以我们道路还是非常遥远的,我们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青少年读经,我们过去一百年抛弃了自己的文明是一个错误,我们再用一百年把自己的文明找回来,我想这个更应该是重要的,我就讲这么多。

王鲁湘:现在我想请郭教授用一句话,简要地总结一下您今天讲演的主旨。

郭齐家:我想讲这么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读经开始,希望从少儿读经,然后影响全国读经,形成一个风气,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

王鲁湘:非常感谢郭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

  再见。

  谢谢郭教授,谢谢大家。(完)

 
本文编号:2007040422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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