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今为什要提出“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国各级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及人才规格等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是在 21 世纪我们国家、民族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因此，上到党和国家领导层，下到普通大中小学各级各类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亿万学生及其家长都对素质教育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
所谓“素质”，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点；二是后天经过环境、教育获得的基本质量。这就是孔子讲的“性”与“习”的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不同，便渐渐地相差很远了。孔子说的“性”，是人们的本性，即先天的素质，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征；“习”就是习染，指的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获得的基本质量。“性相近”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相近的本质，因而都有达到理想人格的可能；“习相远”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就理想人格，最终取决于他后天的经验活动和受教育的程度。当代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把中国传统教育中“性与习”的关系称之为“性修不二”。熊先生说：“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学之所以成也。《易》曰：‘ 继之者善，成之者性 ''。全性起修名继，全修在性名成，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故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故吾人必以精进力创起净习，以随顺乎固有之性，而引令显发。”（《新唯识论》，中华书局 1985 年 12 月版第 622 页）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天然具足的本性，就失去了为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习”，即不从事于修为，则天性也不能显发。所以说，“性”是成人的先天根据，而“习”是成人的后天根据，二者是内在地统一的。
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人们根据当今世界变化和发展潮流，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紧迫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当今国际社会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级化方向发展，为了抢占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全球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又是以合作为前提，民族经济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取决于他国和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国际趋势的出现，对我们的人才素质提出了挑战。日本较早提出了“国际人”的人才培养要求，日本提出“为培养具有国际社会生活能力的日本人，应加强国际理解的教育”。美国一个由 33 位大学校长和权威人士组成的迎接挑战委员会在一份致总统的建议书中“建议”： 1 ．支持并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学习； 2 ．鼓励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互换； 3 ．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学； 4 ．帮助美国高校与外国高校开展教育与科研的合作交流。 1994 年 4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学习：内在的财富》的报告，指出教育应该具有四个支柱，即学知、学做、学会发展、学会共同生活。
第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亦带来了对社会的危害和负面的影响。人类社会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带来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与飞跃，但也生了一系列世界性的问题，如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失范 ，道德滑坡等等。“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对善和恶都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主要反映在社会问题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两个方面。
第三．文化时代的到来。其特点如下：一是知识已渗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并处于中心的位置；二是知识制约并决定了经济、产业发展的方向、结构和水平，并且成 为 一种产业；三是知识已成 为 权力的象征，成 为 能影响财富、政治权力的最重要权力的来源。可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
当前提出“素质教育”，从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使我们的教育积极适应当今国际社会发生的变化，培养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法国《回声报》 2000 年 5 月 9 日发表题 为 《人才战加剧》的文章，指出“现在已进入人才时代，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它的人才，领导干部的素质至关重要”。（《参考消息》 2000 年 5 月 22 日第一版）从消极方面说，是针对当前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而言的，其主要表现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更加趋向功利主义，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甚至是畸形发展。有些学生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局限于课本知识内，通过各种机械的学习和训练来获取考试成绩的高分，但作 为 现代人应有的素质却非常贫乏，手拿高分成绩单，却缺少应有的适应社会的能力。重理轻文造成学生素质的低下。学生只看重自己的学习成绩，缺少对他人的和社会的关心。学生缺乏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素养，甚至身心得不到健康发展，学生缺少丰富的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创造性思维和活动，独立思考力和动手的实践能力贫乏。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足。
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因为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加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素质教育”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但人的素质的提高终究是需要一种媒体，知识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最重要媒体之一，包括经验。对两者关系的不同处理，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教育观：一是重知识，认 为 只要有了知识也就有了能力，也就提高了素质。这一观念在教育中被逐渐强化了，并影响到学生，使他们的学习较多地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二是重能力。相对而言，人的能力远比知识重要。因此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促进他们将接受的知识转化 为 自身的能力。三是重素质。能力一方面不能覆盖人的全面素质，容易导致对非智力因素的忽视。另一方面，能力和素质比较而言，素质更内在、更根本，而能力只是素质的一种表现。因此教育应当把注意力和着重点落实在提高学生的素质上，注意整体的人格的提高，把以往重知识、重能力的教育认识水平再提高一步，提高到更加注重人的素质的新水平上来。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得以最大程度的“内化”，身心潜能得到更好的开发，人格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这种认识应当说既包括了对能力培养的重视，同时也肯定了知识的基础作用。这种认识更接近于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江泽民主席 1992 年 9 月 9 日在北京师大庆祝校庆九十周年之际 为 师大的题辞：“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谱写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江泽民主席在 1995 年 10 月 6 日 为 《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弘扬中国古代优秀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造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1997 年 9 月 12 日江主席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社会主义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及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及其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历史联系。 1997 年 11 月 1 日江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说从历史文化角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角度，因 为 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些论断不仅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价值，而且说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根据江主席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我们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与当前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来说明 199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它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它吸取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
二．孔子与“素质教育”
蔡元培先生 1921 年在美国考察时发表演说，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和墨子。他说：“孔墨教育含有三种性质：（一）专门教育；（二）陶养德性；（三）社会教育。孔子有普通学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专门学四种：甲 . 修词学；乙 . 伦理学；丙 . 政治学；丁 . 文学。孔子主张陶养性情，发达个性。其教人之法， 为 因材施教。其总的道德主义 为 中庸，与西哲亚里士多德相似，又极注重社会教育，故其收学生，无年龄界限及职业界限。”蔡元培先生考察欧美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大学教育应采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应参酌兼采”。（《在柏克来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 为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 为 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389 、 425 － 426 页）
1988.1.14 《堪培拉时报》刊登：“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吸取孔子的智慧”。作者：帕特里克 ． 曼汉姆（自巴黎报道）：“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 ． 阿尔文博士（瑞典人， 1970 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 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马融注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曰：“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义疏》）所谓“类”，即指按政治地位的贵贱、庶鄙等种类。西周的学校 为 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人我都可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庶鄙等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是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孔子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其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这就是蔡元培先生讲的孔子“其收学生，无年龄界限及职业界限。”
当今“素质教育”讨论很热烈，有人认为其重要精神就是：面向全体、全面培养、全面发展，人人有得，学会高质量地生存。湖南汨罗人归纳“素质教育”是：“从孩子出发，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所谓孔墨的精神，就是仁爱兼爱，有教无类，面向全体， 为 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
1999 年 9 月 24 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台湾中央研究院长李远哲应邀于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举行的新亚书院 50 周年校庆之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发表题 为 《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演讲。他说：“在教育的领域里，最值得提起的也许是孔夫子 ‘ 有教无类 '' 的思想，一个人虽然有先天秉赋的不同，或生活环境各异，但孔子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经过教育使他们既‘成人''，又‘成才''，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 为 有道德有能力的人。非常可惜的是，目前在过度激烈的升学竞争中，‘成人''的教育被忽略了，而‘成才''的教育，也因 为 过度重视以‘笔试''的结果来衡量学生的成就的结果而受到很大的伤害。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我们都坚信人生而平等，职业也没有什么贵贱，在一个分工很细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非常重要，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领域作出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好好培养自己的兴趣与才能，站在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好好 为 人群社会作出贡献，便是伟大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出众的才华，但是每一个人经过教育与努力便能成 为 真正伟大的人，这个是我们该追求的理想，也就是儒家 ‘ 有教无类 '' 的中心思想。但是目前我们的教育，由于升学的竞争，教育不但未能达成 ‘ 有教无类 '' 的理想，反而成 为 人与人竞争的场地。在鼓励学子们力争上游的过程中，许多青少年便被无情地折磨，甚至摧残。如果我们能够深深思索‘成人''与‘成才''这两大宗旨，更进一步体会 ‘ 有教无类 '' 的真正意义，我们的教育才不会走入迷途”。（香港《明报》 1999 年 10 月 2 日，《参考消息》 1999 年 10 月 11 日转载）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修已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修养自己，使一般人安乐，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
修己——讲的是“德”。孔子尤注意把握仁者爱人的忠恕之道。用肯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认真 为 社会做事，这便是忠。用否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要宽待人，体谅人，尊重人，不损害人，这便是恕。假如你不能自觉帮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损害他人，这个“他人”既指个人，也指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道德行 为 都是相互的，普遍伦理必须普遍适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而且恕道比忠道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起码准则 , 被称 为 黄金规则。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就是说，君子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和好学的精神，应该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实现理想，捍卫正义。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品德没有培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道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呀！
安人——讲的是“才”。孔子强调君子应有的治国安民之术，治国安邦的才干，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季康子想在孔子三个学生中挑选人才，孔子说：“由也果”（子路果断），“赐也达”（子贡通达），“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均可在政位上独挡一面。（《论语·雍也》） 孟武伯曾问孔子其弟子情况，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子路这个学生，如果有千轫兵车的国家，可以叫他负责兵役和军政工作），“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为 之宰也”（冉求这个学生，千户人口的县份，可叫他当县长，百轫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叫他当总管）；“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西赤这个学生，穿着礼服，立于朝廷之中，可以叫他接待外宾，办理交涉）。（以上见于《论语·公冶长》）
孔子还说，君子应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养：“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仁德的人不忧虑，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
此外，孔子还注意美育陶冶，他提出君子要追求“尽善尽美”（《论语·八佾》） “美”指声音，就艺术形式而言；“善”指内容，就艺术实质而言。还提出君子应“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内容和形式，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之修养。
由此可见，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体）、“美”（乐）、“才”等几方面都得到全面修养和发展这一教育目标的“先师”。
孔子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认定掌握知识、形成道德观念，应该是一个主动探索领会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他特别重视学习的主动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为 政》） 只读书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读书，问题仍疑惑不解。这说明学习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
几年前山东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吴阶平副委员长在会上即席谈话，说他在三十年代英国留学时，无意中翻开一位英国青年学生的笔记本，在其扉页上用英文写了两段语录。一段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另一段是韩愈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一位英国青年大学生在三十年代就用这两段话作为座右铭，使吴阶平先生十分感动。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由此而来，“举一反三”成语亦由此而来。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甚意。发，谓达其辞。”（《四书章句集注》）
孔子还认为思考的主动性具体表现在遇到问题时就问“怎么办”，这意味着学生动脑筋思考问题。孔子说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对于一个遇事不问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孔子经常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教育学生，例如当子夏读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几句诗（巧妙的笑容真好看啊，美丽的眼睛真明亮啊，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啊！），问孔子是什么意思，孔子就启发子夏说：“绘事后素”（先有白底然后画花，作画须先有素洁的底子）。子夏领会到孔子是说“礼”须建立“仁”的思想感情的基础上，但子夏对这个想法还不能十分肯定，于是进一步问孔子：“礼后乎”？（是说礼在后吧？）孔子听了很高兴，称赞说：“能够阐发我意思的是子夏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论语·八佾》）这首诗的原意如何，且不去究论，只是从教学法的角度分析，显然孔子在这里运用的是启发式而不是注入式。他避免了用简单的道德说教，利用形象思维的作用，由生动具体的画面，引向抽象的道德观念，以便使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主动地去认识“仁”的意义，从而自觉的接受礼的约束。
孔子通过长期的私人讲学的实践，创造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把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结合起来，即从学生的个人实际出发，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宋儒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由于孔子注意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所以他不用千篇一律的说教，往往学生问同一样的问题，而孔子回答却不尽相同。如孟懿子问孔子：“怎么才算孝？”孔子答：“无违。”意思是说，无论在父母生前死后，都要依照周礼的规定，不能僭越，这才算是孝。孟武伯问怎么才算孝？孔子答：“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冷暖疾病而说的。子游问孝，孔子认为子游对父母的生活还注意照顾，于是就提出加强对父母的恭敬，所以说：“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孔子回答曰：“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论语·为政》）
据《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李远哲博士说：“中国文化所留下的另一个珍贵的教育理念是‘因材施教''，但是我们没能在目前的学校教育中好好将它落实。孔夫子深深体认到教育的主体是学习的学生，学生的学习远比老师的教学更重要，所以他对学生的指点与启发也有很深入的看法。《论语·述而》篇有一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学生自己不努力想学习，那么灌输他知识也许没多大用处。每一个人因为个别条件不同，学习的方式不同，对事物的感受也很不一样。如果不了解学生，不分析学生的客观条件，不注意学生的成长背景与学生的性向与学习努力，只用同一方式，一厢情愿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方式来教导，对很多学生的培养往往不能有很大的帮助。非常遗憾的是在东南亚国家，随着教育的普及，国家机器全面掌控国民义务教育之后，或许是为了方便，为了效率，或为了容易管制，对学生的教育高度划一化，全国学生被放入同一课程标准，同一个进度，要全国千千万万同龄的学子们去迎合。尤其在班上学生数目过多的情况下，学生们几乎得不到个别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适应或赶不上进度便遭淘汰，除了少数考试成绩好而最后有希望进入大学的学生外，大半学生的学校生活可能是不快乐的，而社会的很多问题便产生在这一群被学校教育遗弃的不幸的人们当中。 50 年前当 70 ％的人口还在农村的时候，小学班上 50 位同学的成长或社会背景也许不会相差太多，但在多元化的工业社会里，几乎每一个学生的背景都不一样，已经没有所谓‘一般的学生''。我们的教育如果做不到‘因材施教''，是不可能得到很大的预期效果。怎么样才能够把所有的国民好好培养上来，使他们在各自的舞台上贡献最大的力量，便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课题。三年前在台湾，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曾威台湾的教育改革提出了几个改革方向：教育体制的松绑，带好每位学生，打通升学的管道，提升教育的质量与建立终身学习制度等五个方向，都是为了一个同样的目标，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也为社会培养各种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香港《明报》 1999 年 10 月 2 日，《参考消息》 1999 年 10 月 11 — 12 日转载）
三．《学记》与“素质教育”
《学记》是《小戴礼记》 49 篇中的一篇。《学记》成书于战国后期，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经验与教育思想的总结。《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中最早、体系比较严整而又极有价值的一篇，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专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更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学记》在具体分析教学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教育与教学的原则方法，这是《学记》的精华所在，也是当今全力推进“素质教育”应认真参考、细心体会的。
1. 教学相长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教学过程是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这两方面辩证的统一的互动过程，是教与学辩证统一的过程。从教师方面说，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教也是学，教即是学。教与学是互相促进、提高教的水平。从学生方面说，学生从教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仍需要自己学习的努力，才能有所提高 , 不限于师云亦云。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学记》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 “教”与“学”都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两方面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在今天推进“素质教育”来说，更应提倡“教学相长”的精神。
韩愈后来继承与发展了《学记》的“教学相长”的思想，进而提出“相互为师”的观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既肯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明确提出“相互为师”的新思想。教人要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 , 谁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就向他学习，建立新的相互为师的师生关系。提倡这种原则的即在现代世界教学论著中亦属罕见。这个原则对于我们认识教学过程的本质、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师生关系，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藏息相辅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学记》认为课外活动是课内学习的继续和补充，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课外活动，包括课外作业在内，并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的学习。正课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辩证的统一，已学知识与未学知识之间辩证的统一，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之间辩证的统一，学习与休息之间辩证的统一，“亲师”与“乐友”之间辩证的统一，这些朴素的教育辩证法，如果不是经过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是锤炼不出来的。
目前教育领域学生超负现象严重，许多学校的减负工作方向和措施是正确的。但也有的走进了误区。该减的不减，不该减的减了。如课业负担不减，把课外活动、兴趣班如绘画航模先减了；收费的减不收费的也减，一减永逸；只向 45 分钟要质量，下课放学赶学生走，关门大吉。把学生一味推向家庭和社会，而非专门教育部门准备不足，游戏机厅及社会收费活动场所红火起来。一课一书不是不要课外书，有的学生课余连课外书也不读了。其实真正的素质教育无处不在。“减负”是手段，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才是目的。为此教育工作者要树立全方位教育目标观，不能因课程、教育途径、方法和每个人的工作分工不同而把全面素质的和谐发展割裂开来。要树立全程教育观，从入学到毕业，从活动开始到结束，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到社会劳动实践，从学校到社会、家庭、宿舍等都要进行教育。
3 ．预时孙摩
预：“禁于未发之谓预“，“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即在事情未发生之前，教师要注意加以预防，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这就叫预防不良倾向生的教育原则。
时：“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即抓住适当时机，及时地进行教育，把握最佳学习时机，因势利导，便会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这就叫及时的教育原则。
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即孟子讲的学习如流水，“盈科而后进”，反对“揠苗助长”。亦即不越级，要按照次序地进行教育，这就叫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
摩：“相观而善之谓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就叫发挥集体的教育作用的原则。
4 ．善喻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记》说，一个优秀的教师总是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教育学生，那就是：要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要激励学生，而不强制使之顺从；要启发学生，而不一下把结论和盘托出来。引导他们而不牵着走，则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就会和谐融洽；激励而不强制使之顺从，学生学习起来感到安易、容易；启发而又有所含蓄，就可以让学生去独立思考。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一环是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能够举一反三。这个“一”是能够迁移的，能触类旁通、自我扩散的知识点。教师优秀与否就是看他教的是“一”还是“三”。在教育教学方法上要遵循“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启发教育原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轻学生的不适当的负担，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
5 ．长善救失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生学习存在着四种缺点，教师必须掌握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学生在吸取知识过程中，有的缺点表现在贪多务得，过于庞杂；有的缺点表现在单打一，知识面流于狭窄；有的缺点表现在对学习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浅尝辄止；有的缺点表现在畏难而退，缺乏攻关的勇气。这四种缺点类型反映着学生对待学习不同的心理状态。教师只有了解了学生这些心理状态，才能矫正这些缺点。良好的教育方法就在于：它既善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又善于克服学生的缺点。
多与寡，易与难并非固定不变的。得与失，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清初学者王夫之说：“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礼记章句》卷十八）
“长善救失”，发扬优点以克服缺点，这也就是运用矛盾的转化规律，运用动力定型的改变规律，从依靠优点入手，发扬优点，逐步巩固，克服缺点，使缺点降级或完全克服。这便是使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互换位置 ── 转化。我们不能形而上学的看学生，一定要辩证地看问题，看到学生身上的优点、积极因素，即使是次要的隐蔽着的也要看到。用自身的优点、积极因素克服自身的缺点、消极因素，这就是长善救失、扬长补短。这个原则既包含有重视正面教育的意思，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
6 ．善教继志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学记》认为优秀的歌唱家会使听众不约而同的跟着他歌唱，优秀的教师会使学生自觉的跟着他指引的方向去学习。教师讲解能引人入胜，就在于其语言简练而道理明彻，叙述浅近而含义深远，举例不多而富于启发。
这说明教师应该是为一定的社会理想从事教育工作的，测量教育效果的尺度，不只是受教育者知识能力的增进，最根本的乃是理想志向给予他们的影响的深度。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是《学记》所反映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精义之所在，是令人回味的。
《学记》认为 教学是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互动的过程。非拔苗助长一蹴而就。教育如同制造可塑性极强的材料，而不是做现成的器具。不能把学生看成是植物或动物甚至是容器，把教育教学理解成盛装东西或育苗的工具，是随意、或机械加工原料出产品的工厂模式。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学生并促进素质发展提高的一种活动，这是我们的教育目的观；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有自己发展的方向、可能性、有无限丰富的个性，教师要积极启发，因势利导，这是我们的学生观。《学记》很多可贵的教育思想都有助于我们建立“素质教育”的教育目的观和学生观。
四、书院与“素质教育”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的形成在于宋代。唐代的书院是藏书、校书的场所，相当于一个图书馆或博物馆。书院也起源于私人讲学。宋以后科举考试盛行，官学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更趋于形式化，造成了人才的危机；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广泛采用，印书藏书之风广为流行，指导读书也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学教育思潮，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和知名学者，效法佛教徒于山林名胜之地修习讲经制度。于是传统的私人授徒、家学，在具备充分的藏书基础上，在理学教育思潮推动下，出现了一种高于蒙学的高级的教育组织形式，即宋代的精舍和书院。宋初含教育性质的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应无府书院（河南商丘）、茅山书院（江苏江宁）等。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代数百年之久。
书院的类型有官办的，有民办官助的，也有私人办的。书院的创立，可以补官学之不足，书院的办学的目标，首先是要求士子学做人，追求人格之完善，而不是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官作为主要目标。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样化，不只是为了应考科举，可以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培养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
书院教育德行、学问并重。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提出“位学”的目的首先是“修身”，而“修身”之要义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接物”的要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修身”与“学问”之间，是以“修身”为本。这是以德行为先，求知学文位后的中国儒学传统。用今天的“素质教育”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德育，培养学生高尚的志趣和道德情操，增强其心灵素质和道德素质，而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
书院的山长（院长）或主讲，往往就是知名学者或是一个学派的大师，一般来说即成为该学派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基地，如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陆九渊建象山书院，明代王守仁、湛若水各标其学术主旨，纷建书院，明末顾宪成、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发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精神，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阮元建诂经精舍，重经史训诂，倡汉学。清末俞樾主持诂经精舍（杭州）、王闿运主持尊经书院（成都），黄以周主持南菁书院（江阴）都培养出一些博识通才、成绩卓著的学者。古人说“务学莫如务求师，”要培养人才，选择师资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内容，重视自己的特色，这是很重要的。
书院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并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宋代已倡“会讲”，类似今天的学术讨论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争论，但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曾请陆九渊去讲学，陆九渊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众感动有流涕者。朱熹把陆所讲的刻在石碑上。朱陆学派不同，请不同学派学者来讲学，并且这样重视，既体现了“百家争呜”的学风，也表现出学术上互相尊重的高尚风格。明代书院从“会讲”发展为 “讲会”，即将会讲制度化，形成组织，并订会约，类似今天的民间学会、民间学术研究团体。
书院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以答疑形式进行教学。宋以后流行的各家语录，即是师弟子间回答的纪录。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师生朝夕相处，同学互相切磋，从起居生活到学习研究都在一起。大师以“人师”自律，学生则以“醇儒”自策。弟子视师长如父兄，师长视学生如子弟，互学互助，和谐共进，团结和睦，亲如一家，这也是书院制的特点，很值得我们今天教育上重视。
书院影响到国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如英国最早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曾派米怜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培养来华的欧籍传教士与华侨学生，马礼逊把《圣经》译成中文，并编辑出版《英华字典》。 1840 年理雅各布继任英华书院院长，他也是一位汉学家，曾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清末民国初教会书院达数十所，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传教士，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及人才培养也起了一定作用。如上海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书院（由培雅、度恩两书院合并而成）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广州格致书院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南京的金陵大学也是由宏育书院与汇文书院合并而成的。这些书院和大学都曾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至于书院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就更大一些。
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何叔衡等 1921 年创办的最早的一所革命干部学校。在《创立宣言》中要求“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在《组织大纲》上提出，注重学员自学，反对灌注式施教，强调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周流于社会。”
20 世纪 20 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它虽未用书院之名，但颇具书院的性质，延聘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虽然只办了四年，但培养出好些知名学者。
1924 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于是“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清华校友通信》新卅二期 1970 年 4 月）
1925 年 3 月 6 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的《研究院章程》其中第六章“研究方法”第一则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清华周刊》第 360 期， 1925 年 11 月）
同年，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个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现代评论》第二卷 39 期， 1925 年 9 月）
任、陈《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中心思想是取西方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中国古代书院教学之精神，使二者合而为一。
钱穆先生说：“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 168 页，岳麓书社 1986 年版）为师的不自尊，求学的不重道，所谓“全人格的教育”根本无法落实。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要求教师“教书”与“育人”并重，所以书院的特点与优势，应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 1941 年 4 月的《清华学校》第 13 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学一解》，此期是（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
梅是首批“庚款”留美生，留美学电机工程， 1914 年毕业回国后任教清华，长期教数学、物理、英文等课， 1926 年作为物理系首席教授经教授选举为教务长。 1928 年开始任“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常驻美国。 1931 年回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学的专业是科学，而不是“人文”，更不是“中国人文”，他曾长期生活于、实践于美国高校，深知美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历史和理论。可是梅氏总结中国大学教育经验，却鲜明地、坚定地选用中国人文经典《大学》的原理，而不是选用他亦深知的美国西方的的原理，始终贯彻前者，而将后者放在比较、参考的地位上。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是由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演化而来、而是自西方移植而来。但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不同，精神相通，这是中外古今相通的教育的最大目的。教育的最大目的，属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古今中外相通。在梅看来，大学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师之树立楷模与学子之自身修养。他说：“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依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 inspiration 。”（《就职演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341 号， 1931 年 12 月）这一思想，在《大学一解》中，得到更加精彩的发挥：“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语若出于章太炎、梁启超，或者马一浮、梁漱溟，一点也不奇怪，而出之于中国最为西化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口，则非同寻常。他掌握的事实，是现实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人文与科学的统一。
总之，书院之自筹经费、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鄙薄标准化教学，强调道德气节的修养，突出师生的情感交流等等，使其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学风。
我们希望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想能够实现：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国之人格教育，德国法国之专深研究，美国之服务社会。但在此之前，如何协调西方教育体制与东方传统精神、政府行为与民间学术、人文修养与专才教育、大学规模与教学水平、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乃至大学的结构与主体、功用与义务等等，值得认真研究。（参阅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学人》第 13 辑， 1998 年 3 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五、中国传统师德与“素质教育”
所谓“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处理各种关系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包括教师的道德质量、思想信念、对事业的态度和感情以及有关的行为习惯等等。
中国教育史记录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教育活动的历程，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现就其中一些著名教育思想家论述过的“师德”，作一简略介绍。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教师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陶治学生的品德，教导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才能，发展他们的专长等等，都是教师的重大职责，用今天的话来说，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给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这是教师的重大职责。孔子根据自己教育实践的体会，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教师的道德行为和作风正派，就是不发命令，学生也会执行；如果教师的道德行为和作风不正派，就是发命令，学生也不听从。孔子还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自身不端正，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孔子的学生子贡称赞孔子教人“正身以俟。”荀子颂扬孔子“早正以待。”（《荀子·儒效》）
孔子不仅是以身作则的提出者，而且也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教师要以身作则，就要言传身教，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 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他认为可以同学生谈，进行“有言之教”，而不去同他谈，这叫做错过了人才；不可以同他谈，只能进行“无言之教”，却去同他谈，这叫做浪费了言语。一个聪明、合格的教师既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言语。应该采用“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两种方式。
“言教”在于说理，以提高学生的认识；“不言教”在于示范，实际指导学生的行动。在处理二者关系方面，孔子强调的是身教，教师要以自己合乎规范的道德行为给学生作出榜样，教师提倡要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不让学生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教师所说和所做的一致，证明所说的是正确的，所做是合理的。这样，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教师的榜样才能发挥作用。孔子对学生说过：“予欲无言”，他的学生说：“您假若不说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传述的呢？”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所谓“无言之教”，就是通过暗示、榜样去影响学生，潜移默化，“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2.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这是说教师对自己则要努力学习，永不满足；教师对学生则要勤奋教导，不知疲倦。
《论语·述而》引孔子的话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去尔已矣。”他说，如果说到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我只不过是学习和工作从不厌倦，教诲学生总不知疲倦，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他的学生公西华说：“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这正是我们学生所难以学到的啊！
《吕氏春秋·尊师》载：子贡问孔子，后世将怎样称道您老人家？孔子说，我何足以称道呢？一定要说时，算做好学不满足，好教而不知疲倦，大概就这样吧！
子贡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3. 爱护学生，无隐无私
爱护学生、关心学生是一个教师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师德的重要内容。孔子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论语·颜渊》）孔子说仁者爱护人、关心人、把人当人对待；智者善于了解人，识别人。孔子爱护学生、了解学生、关心学生品德学业的增进和他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爱护他能够不叫勤劳吗？忠于他能够不教诲他吗？“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是丘也。”（《论语·述而》）学生们以我会隐瞒什么吗？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隐瞒的，我没有什么不告诉你们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孔子对学生位学与为人毫无保留，做到了“无隐无私”。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对于年轻一代，孔子是寄予很大希望的。这里包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发展观点，包含有青年人超过老年人、学生超过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观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当一种正义事业需要人去担当时，年青一代要敢于勇往直前，责无旁贷，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面临着实行仁德的事情，可以不必对老师谦让，即就是老师也不必同他谦让。
孔子很重视学生的特长，并且虚心向他们学习。据《论衡·定贤》载，孔子曾说，颜渊的仁德，子贡的口才，子路的勇敢，子张的庄重，都胜过自己。但他能够吸取学生们的长处而避免他们的短处，所以他能够做学生们的老师。可见不断地虚心向他人学习，也包括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以众人为亲，以众人为师，这是一个教师应该具备的品德。
就《论语》上记载的材料看来，一方面表现出孔子对弟子们的关怀爱护，另一方面表现出弟子们对老师的敬爱尊重，形成了一种严肃认真而又亲切自然的师生关系 ── 尊师爱生的关系，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优秀传统。热爱教育，忠于学生，对教育事业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和毅力，对青少年一代表现出满腔的热情和关怀，这是教师应具备的情感意志质量，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
4. 讲究教法，循循善诱
孔子认为教师要讲究教学方法，善于启发学生的心智。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他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等，正如颜渊所赞叹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多方面的知识，又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规范我的行为，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这说明孔子教育技巧之高超，它像一块磁性很强的吸铁石，把学生紧紧吸在自己的周围，弥漫着一种强力磁场，导发出诱人的魅力。由此可见，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技巧，讲究教学原则方法，是教师必备的一种心理质量，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联用，也是第一次提出把培养天下优秀人才当作人生的乐事。
孟子充分肯定教师的地位，认 ? 当教师是君子的责任，他把国君和教师并列：“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他甚至把教师凌驾于君之上，所谓“是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说：“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孟子·离娄下》）认为道德修养高、有才智的教师不断以自己的德行、才智培养、影响他人，社会就会有更多的贤才。突出了教师的育才作用。“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教师教导学生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他在正确道路之中站住，有能力的便跟随着来。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自求自得，才能深入心通，心有所得，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认为君子的高深造诣要有正确的办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追求得到，自觉地追求得到的，掌握得比较牢固，牢固地掌握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教师不能包办代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起引路人的作用。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思想，指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其身正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由此出发，孟子主张教师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用正道教育学生，“教者必以正”。（《孟子·离娄上》）孟子“正己”的标准是仁义道德，如果自己不能按仁义道德行事，就会威信扫地，更不用说教育别人了。他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还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孟子指的是那些自己懂不了多少却偏想摆教师架子的人。孟子是尊重教师的，是乐于当教师的，他对学生的态度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下》）
荀子是战国后期人，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地位，认为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论》）他把教师与“天”、“地”、“君”、“祖”并列，宣称“天地”是生物之本，“先祖”是族类之本，“君师”是统治人民之本。体现了荀子尊师重教的思想。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礼”是用以矫正人的思想行为的，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但如果没有教师，“礼”的这种作用便无法实现，就会形成“上无君师，下无父子”的“至乱”的局面。（《荀子·王制》）由此看来，教师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荀子对教师道德质量提出了两点明确的要求：“第一“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荀子·致仕》），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威信，德高望重是为师必备的条件之一。第二，“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荀子·修身》）教师首先要具备善的质量，然后才可以教育他人。
《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所谓师，是用具体事例教导并用它说明各种德行的人。所谓保，是以自己谨慎的言行来辅佐世子使之归于正道的人。
《礼记·学记》由于对教育作用的高度评价，因此《学记》要求给教师以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位君也。”“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重道，师是道的代表，道的代言人，拥有最高的解释权。《学记》一方面要求给教师以极其崇高的地位和尊敬，对全社会提出了尊师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学记》严格要求教师“教学相长”，要求教师不断求得自身业务的进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记》指出凡做教师的必须深切明了教学所以成功和所以失败的原由，“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学记》指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还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对我们今天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师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卷五》上有一句话：“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
西汉扬雄的《法言·学行》上有一句话：“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晋人袁宏《后汉记·灵帝纪上》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以徐特立同志说：“我们的教师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两种人格合二唯一，这应是教师的完全人格。”“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各科教学法讲座》、《徐特立教育文集》第 242 － 243 页）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所谓传道，是指儒家的“修己安人”之道，儒家的道统、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安身立命之道；所谓受业，是指当时读的古籍文献，掌握一定的解读古籍文献的能力；所谓解惑，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解答学生们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惑。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重在传道，授业是为传道服务的。古文、经文只不过是载道的工具；而传道又是通过授业完成的。如果教师只是“习其句读”而不传道，那是“小学而大遗”，因“小”而失“大”，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任务。他这样分析教师的任务是有意义的，把“传道”当作第一任务，把“受业”当作第二任务，把“解惑”提到应有的地位，这样排列顺序是明确的。分析“传道”与“受业”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这里不仅包含了在传道、受业、解惑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的意思，而且还包含了寓思想道德教育于智育之中，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智育进行的思想。
陶行知先生（ 1891－1946 ）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赞扬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赞颂他是“万世师表”。 1914 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入伊利偌大学学市政，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弟子， 1916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回国以后担任南京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教育专修科主任。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主张，他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脱了西装穿民装，脱了皮鞋穿草鞋，与农民一起挑大粪。他的口号是“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唯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教师应“以身作则”、“自化化人”、“自警警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自觉觉人”、“自勉勉人”、“自卫卫人”、“自助助人”、“自毁毁人”、“自杀杀人”，总之，教师应“为人师表”。
他说：“一个人做的是大事还是小事，不在职位之高下。”“小人居高位，如在厅堂里挂画像，挂得愈高，愈见其小”。“乡村小学教师，虽一二十个学生或一二百个学生，但这学校小而言之，关系全村之兴衰，大而言之，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教师手里。”“庙小乾坤大，天高日月长，小学教师具有如此气魄，小学教育便是大事情。”（《陶行知书信集》）第 134 页《介绍一件大事 ── 致大学生的信》）
陶行知主张教师“交给学生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如何进行儿童教育，帮助儿童发展？陶行知主要提出了下面几条要求：他认为除了解儿童、尊重儿童外，还要解放儿童。因此他提出了有名的儿童五大解放，即解放儿童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
首先要“解放小孩子的头脑” 。（“被迷信、成见、曲解、幻想层层裹头布包缠了起来，”要启迪、引导儿童把这些裹头布“一块块撕下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解放小孩子的双手”。（“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不许动手，动手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中国的爱迪生”往往就是这样被“枪毙”了，他多次赞扬爱迪生的母亲敢于让孩子动手玩化学药品，动手实验，使他“一步步地把自己造成发明之王。”）第三、“解放小孩子的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言论的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第四，“解放小孩子的空间”。（“去接触大自然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接触“大社会中出租车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古今中外 360 行学习”，得到丰富的数据，“以发挥其内在的创造力。”）第五，“解放儿童的时间”。（反对“过份的考试制度的存在，”“学校以无穷无尽的考试占据了学生的全部时间，使儿童失去创造的欲望。到成人时，即有时间，也不知道怎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创造的儿童教育》，《陶行知全集》第 3 卷 P522 － P529 ）
他要求教师让儿童学习科学实验，认为 “科学实验要从小做起，”并要能“独出心裁”。对儿童要因材施教。要重视儿童的身体教育。指出“我希望大家把儿童健康当作幼儿园里的第一重要的事情。幼儿园教师应当做健康之神。”他要求给小孩的体力与心理以充分的营养。
他说，创造力的培养，要有创造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创造的教育者，创造的教师集体。“教育者要做有胆有识的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不要只是做“书生的教育家”或“经验的教育家”。教师要有献身精神、创造精神。献身精神是创造精神的保证，“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然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教育者“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大力推“素质教育”与培养创新人才是十分有意义的。
陈鹤琴（ 1892－1982 ）同陶行知先生一起于 1914 年去美国留学，先毕业于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得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1940 年他提出“活教育”思想。他说：“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但这是要有条件的。“活教育” 的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具备这些条件。
第一，要具备健全的身体。他认为一个人身体的好坏，对于他的道德、学问及从事的事业有很大影响。中国人身体素质不好，一向被人讥笑为 “东亚病夫”，因此具备健全的身体，更为重要。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当时中国“凡百俱废”，“急切需要的是各种建设”，而过去的教育培养的人不重视建设的能力。所以“活教育”则重视建设的能力，“要把它培养起来”，以便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他认为中国人本来有很强的创造能力，无论是文化或制度，在古代的中国就已经很好，只是近几百年来因循苟且不知创造。“及至科举一兴，思想就格外受到束缚，一般文人学士，摇旗吶喊的能力本领虽有余，而创造的能力则不足。时至今日，我们亟需培养儿童这种创造的能力。”他一向认为儿童本来就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只要善于启发诱导、教育和训练，创造能力是可以培养起来的。第四，要有合作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人个性强，往往各自为政，在团体活动中，常缺乏合作的态度，“所以我们对于小朋友要从小就训练他们能合作能团结，才能使他们配做一个新中国的主人翁。”第五，要有服务的精神。他说：“如果我们训练的儿童，熟读各种知识和技能，可是不知服务，不知如何去帮助人，那这种教育可以说全无意义。他认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儿童应该帮助别人，知道为大众服务，具备服务的精神。（《活教育理论与实施》）
抗日战争期间，他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教育目的，体现了他热爱祖国的精神。抗战胜利之后，他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 体现了他具有“世界的眼光。”他提出“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即教育学生爱劳苦大众的大多数人，恨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大多数劳苦大众的血泪之上。这些思想胸怀，在当时是属于进步教育思潮之列的，对今天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借鉴意义。
六、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色与“素质教育”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从孔夫子到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有如群星灿烂，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代表着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发展演变中的各个阶段，他们为传播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社会重视道德教育，重视道德培养，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与“舍生取义”的精神，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宣扬那种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不问安危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把个人完成的社会责任作为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教育传统，上起孔孟老庄，中经禅宗，下迄宋明理学，都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与自我修养，都是以自我的认识和控制为努力的主要目的。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中国古代教育家重视培育真实的精神修养，树立道德风范，其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他们曾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教育、感染、熏陶了多少仁人志士，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经常起进步作用的重要传统，闪烁着灿烂的光华，为我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投上了一层层光环。
人性中除了自私自利之外，是不是还有光辉高尚的一面？又如何发挥光辉的一面、控制黑暗的一面？中国古代教育家对于这类问题的认识与解答，认为并不全靠知识和逻辑，然而也不否认经验知识和逻辑有助于人的自我寻求与自我完善。格物致知，读书求学，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手段，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深刻的知识论、教学论、教师论，自学深造与人才成长的理论。此外，在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子女教育、幼儿教育及艺术教育方面，在科学技术教育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育理论。这些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中国学风，中国气派，其中许多已成为中国古代的优秀教育遗产，至今仍然具有不衰的魅力。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大致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色。
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认识到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三个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之后，惟一的大事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他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 ── “孝弟忠信”，他看到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重大作用。这种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的认识，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学记》把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作用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道德风尚，形成良风美俗。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关于教育作用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二是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中国古代教育家强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但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如孔子说：“君子怀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同时，孔子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地也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统一的关系。道德教育也是这样，道德观念的认识与道德信念的建立之间也存在互相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如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认为道德观念虽认识了，如不能保持它，即使得到了，也定会丧失。这就是说，道德观念如果只停留在认识阶段，而不能转化为信念，那么道德就失去了规范行为的作用。知识与才能之间也存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唐人刘知几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而无才能，好比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会经营它；如果有才能而无学问，则象本领高超的工匠，没有刀斧和木材，也无法建造宫室。明人徐光启说：“古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徐光启强调培养才能的重要，认为教学不仅只是讲一些现成的知识，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掌握科学的方法。教与学、师与生之间也存在着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如前面已引《学记》关于“教学相长”的思想与韩愈《师说》中关于“师弟子”之间辩证关系的思想。
三是内在观，即强调心的内在道德功能或内在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人不仅与天地相参而且顶天立地，追求“同天人”、“合内外”（即殊相与共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统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之中得到一种最高的、理智的幸福。中国古代教育家提出一种“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并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与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教育不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不是悲观型的，而是乐观型的；不是“罪感教育”，而是“乐感教育”；不是消极无为，逃避现世的，而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不是以个体为本位 , 而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不需要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强调在学校、家庭及日常生活之中积累道德行为，加强自我修养，即此岸即彼岸，“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和佛主面前而是到自己内心中寻找美丑善恶的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而不是“他律。”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为仁由己，”“自我修养”，“自省”，“自反”，“慎独”，最后是“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向自身而不是向外、向上，不是听上帝的召唤，亦不是等待佛主的启示。重视其内在的力量，重内过于重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育特色。
李瑞环同志在《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求是》杂志 1990 年第 10 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自不待言，若干领域的学术思想成就也丰富了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教育思想、军事理论等，在当今的世界上仍然具有不衰的魅力。”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孔子和儒家的教育思想，对世界东西方都发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自不待言。远在十六、十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殷铎泽等人翻译了《四书》、《五经》，并合编了《中国之哲人孔子》，给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他们尊称孔子是：“国学仲尼，天下先师”。当时西方学者常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这三个名词联系在一起，孔子的思想，特别是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便成为中国文化象征，给当时西方的进步人士很大的影响，他们常把孔子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尊者”。孔子的这些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学记》也一样，日本谷口武在《学记论考》序言中说：“《学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教育经典著作，在我国古代学术界也是备受推崇的名著。当我们浏览到山崎暗斋，山鹿素行、细井平洲、贝原益轩及其它我国杰出的教育家的教育学说和教育实践的遗着时，随处都能看出有关《学记》的章句及生动而蓬勃的精神。象这样一本名书，对日本教育史所发生的影响，是极为罕见的。”美国明尼波利斯市明尼苏达大学副教授和东亚图书馆主任威廉． S ．王在 1976 年夏季出版的《教育史季刊》（第 16 卷第 2 号）上刊登了他用英文翻译的《学记》全文，并写了序言，说：“我翻译《学记》，是试图向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上有关需要教育的理由、有关为促进教育而建立专门制度方面的最早文献。虽然自孔子以来，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教育是组织社会和进行统治所必不可少的这种精神仍然存在。”从以上简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到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世界东西方的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说“在当今的世界上仍然具有不衰的魅力”是不足为过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及其价值系统，精深而博大，弥漫着一种强力磁场，导发出诱人的魅力。现代西方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厚雄宏。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思想中寻找智慧的源泉。当代著名的科学家、美籍华人李政道先生说：“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必需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光明日报》 1988 年 11 月 4 日）杨振宁先生 1988 年向南开大学发表的演说中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在同一个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西方人非常羡慕的。为什为呢？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真正崛起和为世人所瞩目，应该建立在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包括中国古代优秀教育遗产在内）的再发现与再认识的基础之上，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将要犯极大的错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会泯灭民族精神的再殖力，民族的创造力将会枯萎，它不但使我们丧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与人民生活的保护，同时也将使我们丧失一国人民赖以生存于世的基本精神资源。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遗产，也是一种“资料”，一种“资源”，或称之为“历史资源”，甚至还可能是一种“动力资源”，就好象煤、木柴一样，假如能把它用得很好的话，它就可以变成现代发展的一个动力。
毛泽东同志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99 页）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62 页）列宁讲的“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古代教育遗产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不要以为自己民族传统的东西统统不如人，中国古代教育遗产中有许多好的东西应当去发掘和整理，那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宝藏。可以设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很有可能是兼有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精华的崭新教育理论体系，它必将在世界教育史上放出异彩。
所以我们今天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成功的经验，对于当前加强和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过分负担、培养创新人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