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经学》主编等。著有《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人生》等。

　　衣食足而知荣辱

　　《光明日报》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修身当先知耻

　　教育周刊：《南史》记载了陶弘景的一句话：“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可见对自己的要求之严，反观现在高校出现的诸如学术腐败、学术标准丧失的现象，令人深思。您如何看待荣辱观念与人格塑造的关系？

　　彭林：我想，问题出在两个方面。第一，把为学与做人分割了。儒家的学说，以修身为基础，《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职位高低，修身都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而修身当先知耻。《孟子·尽心上》上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能没有耻辱之心，没有耻辱之心的无耻是最大的无耻。古人读书为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者猎取功名富贵。两种不同的为学目的，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学风和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二，趋荣避辱的途径不正当。在当前高校的竞争机制之下，各种待遇与职称、成绩挂钩。有些目光短浅的人，为了达到“胜出”的目的，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最后声名狼藉。失去了道德引领的竞争，哪有不出问题的？我们不妨读读《荀子》，里面谈荣辱之处触目皆是，有一篇的篇名就叫《荣辱》。荀子说，“好荣恶辱”是人类的共性，君子与小人都有这种愿望，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所以求之道则异也”，如何趋荣避辱，君子与小人却是大相径庭。小人巧言令色，好行诈骗，却千方百计地伪装自己，试图以此来博取荣名，结果适得其反，只能徒自取辱。君子不同，君子从提高自身做起。对于学者而言，要通过提升业务能力入手。所谓“一物不知，深以为耻”，反映的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态度，终身不知疲倦地钻研问题，经由此途而得到的学术荣耀，是真正的荣耀。如果急功近利，一本书没有读完，就想写几本书，耍小聪明，甚至剽窃，这都是没有耻辱之心的表现，注定要失败的。

　　时下有些读书人，把书本当做谋生的工具，读书与做人是两张皮，甚至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某些学者也不能免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认知的本体，从根本上来说，人一生的追求，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境界。如何提高？要靠学习，包括对真知的亲身实践。离开了实践，功夫就是不完整的，或者是假的，因为知和行必须是合一的。所以，孔子要求学生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把学问挂在嘴上，说的和做的可以完全是两回事。君子儒把学问放在心上，言行是一致的。作为高校的教师，同样要解决荣辱观的问题，什么是耻？怎样才能远离耻辱？一定要从修身的问题上抓起。

　　这些年，我们的社会从贫困走向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上上下下比较多的注重物质利益，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不能让它成为一个永久的现象，随着经济水平的大幅提升，一定要加大道德教育的比重。《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定要在教师中展开荣辱观的教育。只有教师都有强烈的道德自尊和自律，反对学术腐败才能成为学术界的自觉行为。孔子把知、仁、勇作为人的三大美德，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一个人只要好学，差不多就是个聪明人了。懂得一个道理，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做，几乎就是仁者了。人不是圣贤，会做错事情，但只要能引以为耻，迅速改正，可以说就是勇敢了。孔子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在学术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依然有积极的意义。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教育周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是提出了个人如何处理好与国家、人民、社会等方面关系的准则。很久以来，我们都提出要注意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荣辱观的提出，可以使原有的教育更加深化和具体，更有时代性。

　　彭林：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思想行为如何，预示着国家的前途，因而不能等闲视之。青少年涉世未深，心灵比较单纯，识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差，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信息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复杂，如果不很好注意，将来就会成为社会问题。

　　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十分注重培养经国济世之才。这种人才的培养，是要从修身做起的，而修身则要从儿童时代抓起。我国古代的儿童教育，人格教育是第一位的，让孩子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然后才是知识教育。古代童蒙教育的成功，表现之一，是有许多优秀的教材，《礼记》中的《曲礼》、《少仪》、《内则》，《大戴礼记》中的《保傅》和《曾子事父母》，以及《颜氏家训》、《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等，都是名扬四海的童学教材。其中，朱熹对童蒙教育倾注的心血尤多，建树也最大。他认为，南宋之所以朝纲不振，是因为朝廷缺乏栋梁之才；而朝廷之所以缺乏栋梁之才，是因为童蒙时代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从国家的前途考虑，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童蒙教育。而童蒙教育的核心，是“培其根”、“固其本”，使之“正”，树立正直的品性。儿童思想单纯，身上坏习气比较少，只要引导得法，好的品行不仅与日俱增，而且根植于心田，正如孔子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全社会都同步进行，那么社会风气的转变，就指日可待了。朱熹“童蒙养正”的理念非常正确，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

　　童蒙教育能否“养正”，检验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是否培养了孩子的廉耻之心。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辱”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针对全国人民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群体，应该有各自的侧重点。我认为，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如此，切忌大而化之，当做口号，贴在墙上了事。青少年荣辱观的教育，要解决他们人格培养的基本问题：懂得明辨是非，懂得什么是人格和国格。这里面既有涉及国家荣誉、国民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有涉及个人修身、道德品质的具体问题。后一类问题，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最为现实，最容易见效，尤其要精心设计。要通过荣辱教育，在学生的心理机能中培育抵制恶言、恶行、恶事的能力，耻于做不善、不正、不诚、不敬之事，一心向善。使青少年从小懂得怎样爱惜自己的名誉，努力为家庭和祖国增光，这样就可以把思想道德教育落实到孩子身上。